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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围陷阱女性写作反思 　　摘要：1990年代以来，女性话语格外活跃，但由于其赖以生成的社会文化语境自身的矛盾并未解决，女性话语某些矛盾也随之扩张：女性文学在内容上走向个人化，从而使创作题材与视角狭隘化；女性文学张扬的女权主义并未建立在男女平权的基础上，因而不自觉地崇尚女性霸权；身体写作成了对女性性特征的暴露和展览，走向极端化，从而变成一种商业行为。 　　关键词：个人化写作；女性霸权；身体写作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09)04-0154-04 　　 　　1990年以来，随着宏大叙事以及相关文学中心话语的消解，文学进入“无名”时代，女性话语格外活跃。女性写作是对传统男权话语的主动突围，但在颠覆男权话语的同时，也陷入新的误区，其自身的某些矛盾和混乱随其兴盛而扩张并极端发展，呈现出一种病态倾向，显示出女性文学内质的退化和俗化。 　　 　　一、题材与视角的狭隘化 　　 　　女性文学因为过分强调“女性意识”，导致题材和视角狭隘化，使原本已几乎消解殆尽的宏大叙事体系、历史记忆、时代精神进一步蜷缩到仅仅对女性自身生存状况的关注上。与男性写作迥然不同的是，女作家不再纠结于“我们”的群体立场，而恣意把个体的“我”推向前台。新一代女性作家逐步走向个人化，主动放弃宏大叙事，逃避重大题材，常从“儿女情，家务事”的，日常生活支点切入社会；善于以细腻的笔触、微妙的感觉表达内在性情和抒发个人情感，从女性立场去判断外界事物，用女性的眼光感知生活，用女性话语表达内心情感，用敏锐深挚的触觉和探幽索微的目光，直抵生活及人性的内核。在张抗抗、王安忆、铁凝、方方、池莉等人那里，面对女性，看到的是一定历史背景下的女性个人，用传记性的笔法描述个人经历，又由个人命运折射社会沧桑，女性个人的幸与不幸，无不与一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密切相关，历史叙事色彩相当明显。铁凝的《永远有多远》塑造了白大省和西单小六两个女性，小说对怜悯的呼唤并不是停留在形而上层面，而是建基于对生命的充分理解与尊重。小说在由衷感念白大省的怜悯所带给周围人的帮助与关心之外，更对周围人近乎贪婪的榨取白大省生命汁液的劣行表现出强烈的不满。白大省尽管天生善良，富于怜悯之心，但她首先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生命，她有自己的激情与渴望，也有自己对怜悯的需要。更有意义的是，小说通过引入生命意识，实际上是在接通人类诞生以来就存在的怜悯命题基础上，对它进行了重大改造，使怜悯这一古老命题容纳了现代人对个体生命独立价值的珍重。这种改造，使怜悯命题有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对今天的读者具有极大的亲和力和感染力。表达了一个作家关注人类的过去与明天、关怀人类的痛苦与欢乐的高贵情怀。 　　在林白、陈染等人那里，历史与社会已属无奈的现实存在，她们索性把这些因素略过不计，着意探悉女性生命体验自我确证、内在情绪的自我释放与自我调理。她们笔下的人物每每与自我较劲不已，带有私语性心理剖析的意味。林白《一个人的战争》叙述了主人公林多米30年来的成长经历：孤独幻想的童年，对女性的美丽和芬芳有着极端好感和由衷崇拜，写诗的辉煌和挫败，单身漫游西南的往事以及她的爱情和失恋。整篇小说多是以经验和心理为重的个人化自我叙述。在现实中找不到位置的林多米，拒绝了与周围世界的正常交流，幽闭在私人空间中，一方面体味着孤独的自由，一方面忍受着不可遏制的空虚，这样的体味和忍受终将化为“一个人的战争”：“一个人的战争意味着一个巴掌自己拍自己，一面墙自己挡住自己，一朵花自己毁灭自己。一个人的战争意味着一个女人自己嫁给自己。”正如林白自己所分析，“一个人的战争”实际意味着幽闭中的女人精神的畸形和病态。林多米就是生活在私人空间中的畸人、病人，是从社会生活中自我放逐出来的边缘人，她的全部思想和言行似乎都源于本能欲望，而与宽广深厚的社会现实生活无涉。“在具体的个人那里，有些私人性的东西也许是美好的，但是如果以公众方式表现出来，私人性的东西就可能不美、丑陋，甚至有违道德、法律，更不用说具有心灵的净化作用了。”所谓私人空间，并不是什么纯粹女性话语空间，而是退缩于私人空间的女性写作对女性畸形生态和变态欲望的赞赏。这样的女性文学，由于对历史和现实的公然拒绝，当然无力反映丰富多彩的现实，也无法展示女性独特的心灵世界。 　　70年代出生的女性作家如卫慧、棉棉等，对所置身的环境氛围，不是天然认同，便是莫名抗拒，她们更为关心个人愿望与欲望的实现与兑付，强势的个人表现与稀薄的社会生活形成巨大反差，更像是一群天然自在的“个人化”写作者。她们没有沉重的历史记忆和精神伤痛，70、80年代与她们没有太大关系，她们成长在崇尚金钱、技术和性的物欲横流时代，突出张扬个人化的时代，她们的小说里充斥着摇滚、黑唇膏、烈酒、飙车、淋病、Fuck……；“我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