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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破高考改革深水区思考 　　高考作为现阶段一种比较公平、合理的选拔人才的制度，其存在的必要性和选拔的重要性，自然是不言而喻的。虽然很多有识之士也在努力地推动高校招生的多元化、考试内容的多样化改革，但是以试卷作为考查的最主要的形式、以原始分数作为最主要的衡量指标，也是现阶段无法回避的事实。因此，怎样才能把整个高中教育体系从应试教育的高考指挥棒下尽快地解放出来呢？那就必须找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突破口和切入点。这个突破口和切入点最为关键之处就是要科学定位高考与高中教育的关系，合理规划高考和高中教育的各自版图，既要统筹兼顾又要使其各负其责。 　　一、推动高考应考体制的社会化发展 　　在当前的教育实践中，高考机制已裹挟了整个高中教育，使高中教育产生了严重的变形。高考作为国家大考序列中的一种，有着国家的严肃性和庄严感，但是高考并不是国家大考中唯一的一种，其他严肃性国家大考还有很多，如全国研究生考试、全国律师考试、全国公务员考试等等，甚至有些考试的竞争性远远高过了高考。这些考试中只有高考被作为衡量地方政府、地方教育主管部门、学校和教师业绩的一个指标。因此，高考应考机制社会化是化解目前高中教育危机的一个前提，是解决高考改革的痛痒所在。首先，高考应考机制一旦社会化，考生的身份就不再直接隶属哪所学校，哪个县区或市区。只要在本省范围内，考生什么时候考、在哪里考，有着自己的自主权，没有必要人为地设置障碍。而人为设置的障碍往往也是造成教育不均衡的罪魁祸首。如江苏高考规定，考生必须遵循高考与学业水平测试同一属地的原则，这其实就是变相的利益“圈地运动”。这种“圈地运动”不仅制造了高中阶段一些所谓省市级重点学校在高中招生中通过聚拢优质生源来对县区级普通高中学校进行“掐尖”的现象，而且还人为地扩大了因“掐尖”而带来的教育机会的失衡。考生只要具有高中学历或与高中同等学力就可以参加高考，有必要根据考生高中在哪里就读就把他划归谁的势力范围吗？其次，高考应考机制一旦社会化，考生的个人信息尤其是高考分数就属于个人的隐私，任何地方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学校都无权知道，更无权依据考生的分数信息来进行所谓的衡量和奖惩。高考应考的行为是全社会具有高考资格的公民自愿参加的竞争性行为，只有考生为自己负责。当然，高考是促进全社会人才竞争性流动的一个重要渠道，全社会都应该对考生进行鼓励，但是不能“软硬兼施，苦苦相逼”。因“苦苦相逼”导致学生体质大幅度下滑的有之，导致学生精神抑郁的有之，导致学生跳楼的也屡见不鲜，还需要多少血淋淋的事实才能让我们幡然悔悟呢？高考应考机制的社会化，不是针对考试的本身，而是针对当下“教”只是在围绕“考”的畸形教育形态。这种“捆绑式”“逼迫式”的教育形态一天不变，教育的绿色生态就一天也不可能得到真正实现。 　　二、清晰界定高中阶段的教育任务，改变高中教育理念 　　2010年7月29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针对高中阶段教育明确指出，“要深入推进课程改革，全面落实课程方案，保证学生全面完成国家规定的文理等各门课程的学习”，“要建立科学的教育质量评价体系，全面实施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和综合素质评价”。由此可知，高中阶段的教育任务是对学生的综合素质负责，是对高中学业水平测试负责，而不是对高考负责。高中学业水平测试不同于具有选拔性质的高考，理论上讲，学业水平测试的试题难度系数也应低于高考试题的难度系数。高中学业水平测试是考核普通高中学生文化科目学习是否达到课程标准要求的考试，是学生是否能取得高中毕业证的条件之一。学生通过了高中学业水平测试，也只是意味着取得了可以参加选拔性高考的资格之一。虽然，学业水平测试的等级，可以为高校招生提供一个参照，但不是唯一的参照。当然，对于学有余力的学生，高中学校应该创造条件开设丰富多彩的选修课，为学生提供更多的选择，促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但不等于高中学校一定要以把学生送进大学为要务，逼着学生去上大学。因此，理清高中阶段的教育任务所在，我们才能明白高中教育的职责所在。从国家的战略高度、高考与考生三者之间的关系来看，高中教育的任务不是“应考型教育”，而是“资格型教育”。“应考型教育”以考生考上多少大学甚至以考生考上多少公办本科大学的人数为标准；而“资格型教育”是以考生能不能去参加高考为标准，以能不能为高校提供健全人格的“人”为标准。“应考型教育”强调筛选优秀人才；“资格型教育”则强调人人成为合格人才。“应考型教育”，由于受到功利主义的绑架，作为教育实践者的学校与教师，其主体性、创造性必然要受到一定程度的打压和限制，而“控制”与“独断”也成为了最实用的管理方法，学校、教师与学生的关系难免淡化、异化甚至恶化。“资格型教育”只是提供参加考试的资格，因试题难度的降低和较高的通过率，其功利性必然得以大大消解，因此“对话管理”成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