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互动论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案例教学实践中运用.docVIP

符号互动论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案例教学实践中运用 　　摘要：符号互动论认为社会活动是符号相互作用的过程，用该理论分析以互动为内核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案例教学具有适切性、启发性和指导性。在符号互动论的视野下，可以把思想政治理论课案例教学分化为如何把握和利用符号以及如何控制符号互动过程这两个维度。运用符号互动理论，应该从增加师生互动的频度和广度，培育高端情感符号；回应社会热点和学生思想热点，创作“有意味的”案例文本；锤炼教学语言，做到既“能讲”又“会讲”；灵活运用各种互动形式，控制课堂互动方向；保持对“沉默者”的关注与鼓励，优化案例教学效果等五方面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案例教学的实效性。 　　关键词：符号互动论； 思想政治理论课； 案例教学； 实效性 　　中图分类号： G642 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９７４９（２０14）０2－００66－０4正如人际互动是社会产生的条件一样，师生互动则是课堂存在的基础。以良性互动为内核的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以下简称“思政课”）案例教学法广受欢迎。案例教学能否取得实效，不仅取决于教师对案例教学每一个环节的熟练把握，还取决于教师对互动理论的掌握情况和应用水平。在具体案例教学实践中，教师该如何挖掘和运用互动符号，如何控制互动的向度、深度、频度和广度等一系列理论和技术性问题亟待解决。本文拟把社会学中符号互动的相关理论和方法运用于思政课案例教学实践中，以期对增强思政课案例教学的实效性有所助益。 　　一、符号互动论与思政课案例教学的适切性 　　符号互动论创立于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在60年代至70年代盛行一时，至今仍是有很大影响的理论流派。该理论的缘起有着深刻的美国社会背景。在20世纪30年代的工业化浪潮之后，美国城市出现了因社会互动频繁和复杂而产生的社区、种族、文化等诸多问题，社会学为了适应美国的特殊需要，着手于应用性问题研究，符号互动论应运而生。该理论在继承欧洲社会学精髓的基础上，深受美国本土哲学家、社会学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约翰?杜威（John Dewey）、查尔斯?霍顿?库利（Charles Horton Cooley）等人实用主义哲学和心理学行为主义的影响，有着强烈的实用主义取向。其核心观点是：人类创造并运用符号，社会活动是符号相互作用的过程，心灵、自我和社会都是在符号互动中产生的。虽然符号互动论过分强调社会活动中的个人因素，忽略了社会结构和社会制度的作用，不能很好地解释宏观社会现象，但也正是从微观层面出发，使其研究社会生活比宏观理论更细致、更精准、更有指导意义。当前，符号互动论已被广泛应用于学校教育、家庭生活、新闻传播等诸多领域。 　　符号互动论的开创者乔治?赫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把符号定义为“有意味的姿态”。［1］当一种姿态在发出者和接收者身上能引起共同的反应、获得一致的意义时，“姿态”就变成了“有意味的姿态”，或者“有意味的符号”。在各种符号中，米德认为“达到其最高级、最复杂发展阶段的语言”［2］在沟通中具有重要作用，同时米德强调，虽然人类所有的语言都可以是有意义的，但在沟通中并不都是有意味的，只有当一组语言在倾听者那里引发的反应与说话者所预期的反应相同时，它才是“有意味的符号”。［3］可见，符号的首要特质在于它能否对互动情境的参加者具有共同的意义。运用有意义的符号进行有意义的社会互动，这在米德的学术脉络中是顺理成章的。那么，意义从何而来？又如何发展？ 　　沿着这一方向，继承了米德衣钵的赫伯特?乔治?布鲁默深入探讨了意义的生成和变化过程。意义不是理所当然、内在固有和固定不变的，而是“从一个人与其同伴进行的社会互动中衍生或者产生出来的”［4］，并在互动中不断得以修正。“人在其世界中所能注意到的每一种东西”［5］包括物理客体、社会客体和抽象客体都可能在互动中通过人们的界定而形成意义。通过对意义的探讨，布鲁默不仅扩大了“有意味的符号”的范畴，同时衍射了另一个问题：符号是如何在互动过程中发挥作用的？或者说，意义是如何被使用的？布鲁默认为，行动者对意义的使用是通过一个解释过程发生的，解释过程是行动者运用符号自我沟通的过程，“行动者根据他被置于其中的情境和他的行动方向，选择、审度、搁置、重组、转化各种意义”［6］。至此，布鲁默在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刺激―反应”公式的基础上构建了符号互动的模式：刺激―解释―反应。显然，布鲁默对客体意义的解析是建立在主观的立场上，是非实证的，但为研究者提供了把握经验世界的更加灵活的角度。 　　欧文?戈夫曼在其老师布鲁默的理论基础上，把关注的焦点转移到互动过程和互动效果上，他把符号具体化为剧本、舞台、演员、观众、表演、前台、后台、道具等戏剧术语，提出了拟剧理论。戈夫曼把行动者看作演员，把表演定义为“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