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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环境下行政公共性意义建构符号学思考 　　[摘 要] 本文从符号学理论视角出发，将“公共性”作为一个意指性符号进行研究，分析网络环境下行政“公共性”的意义生产与传播不同于传统环境的新特征以及在建构中容易出现的问题，并提出解决途径，得出网络环境下“公共性”的意义建构须以政府与公众都能理解的共享信码为基础的结论，为政府合理建构公共性、提升公信力提供相关理论依据和建议。 　　[关键词] 网络环境；公共性；意义建构；符号学 　　[中图分类号] D035；F06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6-0863（2013）02-0067-04 　　公共性是公共行政的本质属性，公共政策的制定、公共管理的运行，都要以公共性为导向。公共性是政府追求的目标与价值，也是基本的行政理念。行政公共性也是一个历史的、动态的概念，其意义在公共行政的发展历程中逐渐被建构起来。传统环境下，对行政“公共性”的意义建构，政府拥有强大的使公众认同、遵从并服从的符号权力，公民被定位于公共服务的被动接受者、受安抚者、被管理者。政府在自己的语言规则与惯例系统中建构起“公共性”，并赋予其合法性与合理性。随着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的高速发展，网络作为一种新型的信息符号传播通道，已成为政府沟通民意的重要手段以及公民参政的重要途径，进而成为了民主政治建设的技术和社会环境。在这种情况下，行政公共性的意义生产与传播呈现出什么样的新特点？政府与公众如何共建行政“公共性”并使其得到有效传播？这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新问题，也是构建服务型政府，引导公民合理参与公共事务的途径。本文将“公共性”作为一个意指性符号，分析网络环境下行政“公共性”意义生产与传播的特点，寻找政府与公众共建行政“公共性”并使其得到有效传播的途径。 　　一、符号学相关理论 　　罗兰·巴尔特在索绪尔的语言学研究基础之上，建构了符号学理论体系。认为符号由能指与所指构成，能指是符号内容的表达面，所指是符号的内容面，能指和所指结合在一起，便构成了意指符号。能指与所指之间存在任意性，即能指与所指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由社会惯习来确定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这是能指与所指之间的理据性。所指与能指结合的过程就是意指。而随着社会历史的变动，能指、所指都可能不断被更新，符号与意义也处于不断变动之中。因此，意义并不先天地存在于事物的自然属性与物质属性之中，而是在流变的历史语境中被界定、争夺、建构起来的。[1]布迪厄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入研究权力与符号的关联性。他认为：“符号系统不仅仅是知识工具，还是支配工具”[2]，意义的建构，与权力密切相关。拥有符号权力的人，可以强加一些意义，并赋予这些意义以合法性。符号权力不但拥有生产意义与传播意义的合法权力，也包含着使他人认同、遵从、服从等合法权力。斯图亚特·霍尔的文化符号学理论认为意义的生产包括表征（符号的能指与所指的结合）与传播，首先是表征：“符号就是一个意指之形式（能指）……和一个被指的观念（所指）”的结合体。”[3]能指并不确定地指向某一具体意义，能指与所指之间，是任意性的关系，斯图亚特·霍尔认为是信码确定了能指与所指的关系，信码是大家都认可的符码，是社会惯例和习俗的产物，是在社会、文化中确定的。社会惯例与文化习俗不断变化，因此意义也是不断变化的。社会行动者使用他们文化的、语言的各种概念系统、表征系统去建构意义并传达，意义是由文化中支配语言规则和惯例的一方确定。意义生产涉及到话语权力和意识形态。其次是符号的传播：符号传播是意义再生产的过程。在符号的传播过程中，受众也无法轻易摆脱主导话语的控制，对符号意义的阐释与解读分为三种形式：主导——霸权式解读（受众无条件完全接受主导话语的内涵）、协商式解读（受众与主导话语处于一种充满矛盾的商议过程）与对抗式解读（受众站在主导话语的对立面）。 　　以上符号学理论，为网络环境下的行政“公共性”意义建构分析提供了理论基础。首先，从能指与所指的任意性关系，为网络时代行政“公共性”所指的变化提供了理论视角；其次，符号权力理论以及文化符号学理论促使我们关注到从传统环境到网络时代行政“公共性”背后的权力演变关系以及文化环境的变化给行政“公共性”意义生产与传播带来的深刻影响。 　　二、网络环境下“公共性”意义的建构：意义生产与传播 　　行政“公共性”在历史进程中是一个流动的概念，经历了“形式公共性”向“实质公共性”的演变[4]，20世纪70年代以后，进入了“公共性”的自觉建构时期。[5]其所指被更新， 　　根据斯图亚特·霍尔的文化符号学理论，符号意义建构既包括表征（即意义的生产），也包括意义的传播。那么，“公共性”作为一个符号，其意义建构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公共性”符号意义的生产，另一方面，是“公共性”符号意义的传播，这其中，包括接受者对意义的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