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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教育纠偏行动中宪法价值选择空间 　　内容提要　在以实现生源多样化为目标的教育纠偏行动中，种族因素只能作为决定是否录取的众多因素中的一个附加因素，并且必须对申请人进行个别化的考虑，否则就会沦为种族归类与反向歧视；在格拉特案中，多数法官选择的是实质性的社会公平正义；而在格拉茨案中，多数法官选择的是程序正义与形式正义。程序正义与形式正义高于、优先于一切形式的实质性的社会公平正义，程序正义是美国宪法文本的灵魂。捍卫宪法文本的程序正义与形式正义，是法官进行宪法价值选择与追求和实现实质正义的前提和基础。 　　关键词 纠偏行动 宪法价值 程序正义 实质正义 　　作者欧阳景根，中共河北省委党校副教授；李社增，中共河北省委党校讲师。(石家庄050061) 　　 　　一、纠偏行动与案情介绍 　　 　　纠偏行动(affirmative action)是指这样一种政府政策，为了弥补作为一个整体的美国社会因奴隶制度与种族歧视政策长期以来给美国黑人等少数群体造成的历史伤害，在就业、工作、大学录取与其它社会物品和资源上，政府直接或间接地对这些少数群体成员以一定的补偿。 　　纠偏行动的最初理念发端于斯通大法官在1938年的卡罗琳产品案中的第四脚注。在这一脚注中，斯通法官指出，“对‘显明与孤立的少数群体’的偏见可能构成一项特殊情形，它倾向于削弱通常被依靠来保护少数群体的政治过程的运作，因而可能要求一个相应的更为严格的审查。”显而易见，斯通是要强调最高法院在司法过程中对这些少数群体以充分的保护。 　　纠偏行动在政策上的盛行，主要体现为上一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各州与联邦政府通过一系列立法，规定在高校录取中可以追求生源的多样化，另一方面的纠偏政策主要体现为在政府工程承包上给少数群体的公司以一定的“预留份额”。在此后的一系列宪法案件中，联邦最高法院采取了某些实际补救措施，为美国历史上长期执行的种族歧视政策对黑人所造成的事实伤害予以一定补偿。比如在弗兰克斯案中，联邦法院裁定运输公司必须补发给老年黑人司机补偿金，因为他们曾经是种族歧视的受害者。在1978年的巴基案中，最高法院允许种族因素作为一个“附加的、额外的因素”在高校招生中得到考虑，但不得把种族因素作为一个决定性因素来考虑。在1990年的都市广播公司一案中，最高法院裁定，一个旨在增加黑人在广播行业执照份额的联邦纠偏政策项目是合法的。而在1995年的阿达朗公司一案中，最高法院虽然事实上推翻了其在都市广播公司的案中的判决结果，但是它并没有推翻联邦小企业管理局的纠偏项目，因为它只是强调这类纠偏项目必须经受严格审查，并且只得适用于事实上成为过去种族歧视牺牲品的个人，而不适用于旨在帮助所有及任何少数群体的纠偏项目，它并没有从根本上否决政府纠偏项目的合法性。 　　虽然从这些涉及纠偏行动的宪法案件的判决中，我们可以看到联邦最高法院在裁决上的一定程度的矛盾与前后不一致，但我们同样可以看到，事实上，联邦最高法院在对待纠偏行动时，还是有着自己的宪法价值选择的原则的。即它在对纠偏行动进行宪法审查时，划定了两条道德底线：即第一条底线，联邦法院支持纠偏行动，在一定程度上认可并同情以黑人为首的少数群体的悲惨遭遇并尽可能地维护黑人利益；另一条道德底线，联邦法院又强调对一切可能侵犯了公民法律平等保护权利的政府纠偏行动实行严格的司法审查，以保障美国社会核心价值中的最基本要素，即公民的法律平等保护权利和程序正义。下面，我将以在教育招生领域的两个类似纠偏行动的案件为例，探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对待纠偏行动上的宪法价值的选择空间与原则。 　　2003年6月23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同一天对两个类似的案件Grutter案(后面统称为格拉特案)和Gratz案(后面统称为格拉茨案)做出了截然相反的判决。 　　在格拉特一案中，涉案的被告人密歇根大学法学院在进行招生时，以联邦法院大法官鲍威尔在巴基案中的法庭意见为依据，沿用了一种致力于实现生源多样性(diversity)的招生政策。这一招生政策要求，在招生时，除了关注学生的学术能力，以及对他们的天赋、经历、潜质进行灵活评估之外，还要求招生官员在申请者所有提交的文件资料基础上(包括个人陈述、推荐信、一篇介绍申请人将如何对法学院生活与多样性做出贡献的文章、和各种考试成绩)，对每一位申请人进行评估。此外还规定，招生官员在决定是否批准时必须超越分数，而考虑诸如推荐人的热切度、本科课程选修的地区与困难等所谓的“软性变量”。这一招生政策并没有仅仅根据种族地位来对多样性进行界定，也没有限定能够获得实质权重的多样性贡献的类型，但它确实重申了法学院对多样性的承诺，这一承诺要把非洲裔美国人、西班牙后裔和土著美洲人包括进来，而这些人在学生群体中可能并没有以有意义的数量体现出来。通过把未被充分体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