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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批评视阈城市标识语英译研究综述 　　摘要：本着拓展标识语的翻译理论研究，促进实证研究深入进行的目的，采用描述性翻译批评的方法综述了本领域的翻译研究现状。发现标识语翻译研究存在研究对象呈静态，不利于触及问题本质；研究区域化，各地自成体系；翻译理论研究缺乏创新性和系统性；权威话语缺失四个方面的问题。为此。翻译界应将标识语的英译研究上升到一个理论与实践结合、系统性和规范性结合的研究高度，以对城市标识语的翻译起到指导、规范和促进作用。 　　关键词：标识语；翻译批评；翻译发起者；权威话语 　　 　　标识语(亦称公示语)翻译对促进和推动国际间的经济合作、文化交流与传播，提升城市乃至整个国家的形象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近十年来专家学者纷纷撰稿探讨标识语的翻译，以期改善城市标识语胡译、错译和劣译的现状，净化城市语言环境，构建文明、洁净、便捷的国际交流平台。研究取得了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成果，但是许多研究重在现状调查分析，多为“感触式的评议、语言层面的评论、零敲碎打式的考察”，缺少“宏观指导性”的研究和“应用研究”对策。基于此研究背景，笔者从翻译批评角度探讨标识语翻译研究存在的不足，旨在拓展本领域的理论研究范围，促进实证研究的深入进行。 　　 　　一、研究对象呈静态，不利于触及问题本质 　　 　　相当一部分标识语英译研究论文重在列举城市标识语错误译例，从语法、单词拼写、语用失误和文化差异等方面分析译文，并提供参考译文；探究标识语翻译应遵循的原则和采取的策略等。此类论文将研究对象聚焦于翻译过程的最终产出――译文文本，忽略了翻译过程所涉及的其他重要因素，有悖于翻译活动是一个动态过程这个事实。翻译活动涉及翻译发起者或委托人、原作者、原文、原文读者群、译者、译文、译文接受者等因素，对译文客观、全面的评价需考虑以上因素。目前错误百出的英文标识语固然和译者有关，但翻译过程中的另一关键因素――发起者亦负有相当的责任。 　　德国功能翻译理论的核心――目的论的创立者汉斯?威密尔(Hans Vermeer)认为翻译是一种有目的的活动。翻译时，译者根据客户或委托人的要求，结合翻译目的和译文读者的特殊情况，从原作所提供的多元信息中进行选择性翻译。“目的论”认为翻译过程的发起者决定译文的交际目的。翻译发起者出于某个特殊原因需要译文，在理想状况下，他会给出需要译文的原因、译文接受者、使用译文的环境、译文应具有的功能以及与原因有关的细节等。译者则积极主动地参与决定译文的目的。目的论彰显了翻译发起者和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作用及对译文的影响。翻译发起者在标识语翻译过程中的作用尤为重要。就标识语翻译而言，翻译发起者一般是某个具体的组织，如交通部门、旅游管理部门或企事业单位，他们出于某种原因需要英文标识语。于是寻求合适的译者，委托后者提供译文文本。但城市英文标识语错误百出，触目惊心。原因是翻译发起者忽略了以下三点：对译者准入把关，确保所选译者是能胜任翻译工作的、经验丰富的专家学者；成立译文质检机构，在制作英文标识牌之前对译文进行质检，对标识语英译文的质量控制就象对待产品的质量检查一样认真负责；严加把关英文标识牌的制作过程，确保标识语的英文拼写正确，制作规范。为避免标识牌上的英文垃圾，翻译发起者在翻译过程中应起审查和监督的作用，对各类标识语翻译进行规范管理，组建由专家、学者、翻译家组成的审定机构，对所有公共场所使用的标识语制定统一规范的翻译标准，提升标识语翻译的权威性。 　　 　　二、研究呈区域化，各地自成体系 　　 　　近十年有关标识语翻译研究的论文可分为三大类：从某个视点出发，结合标识语语言及其功能特点研究其翻译；选取某个城市作个案研究；对标识语翻译研究进行综述。其中个案研究在标识语英译研究中占有相当的比例且研究对象区域特征明显。 　　城市标识语英译研究对象首选北京，随后上海、南京、成都、广州、深圳、澳门等城市以及规模和知名度较小的城市如宁波、宁德、义乌等也被纳入研究范围，专家学者开始关注所在城市标识语翻译存在的问题，寻求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城市标识语英译文也引起了各省市语言文字委员会的重视，并相继召开标识语翻译会议，以规范标识语英译文。但专家学者各持己见，结果是同样的标识语，因城市不同，译文也不同，出现各自为政的现状。 　　城市标识语虽有其本土性特征，但共性居多，因此英译文也应保持一致。吕和发认为：由于标识语具有严格的规范性、标准性、沿袭性，同一个标识语出现在出版物、宣传品、路牌、交通标识等任何场合或是不同的城市，均应统一。我国的国家标准规定，同一术语应始终用来表达同一概念。应把标识语当作一种特殊术语，划归术语管理部门，经过权威机构审定，按照术语要求对标识语进行定名、翻译与使用，并在全国范围内予以规范化，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标识语英译文不统一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