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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监督要素解读 　　 　　舆论监督一直就是一个让人有话想说但又觉得难以说清的问题。一方面是因为人们出于对公众利益的关心、关注，仍然寄希望于通过舆论监督的手段对公共权力进行制度化的约束，以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但在另一方面，则是人们尚无能力或者不知道如何才能将舆论监督限定在一个恰当、明确的运行范围内。范围过小会出现监督的盲点，范围过大则又会使舆论监督超出社会批评的合理空间，甚至演变为一种破坏力。因此，尝试从社会环境、公共权利、建构方式等几方面入手，对舆论监督的相关要素加以解析，廓清其相互关联的方式和机制就很有必要。 　　 　　一、舆论监督是一种意见环境 　　 　　舆论监督习惯上被认为是新闻媒体的业务职能，也是其职业良知的体现，这种观点实际上是从道德层面对舆论监督进行的一种界定。这种界定合理成分以外，缺失了舆论监督中一些比媒???更重要的因素，使涉及舆论监督的诸多问题单一化、形式化。这对于舆论功能的认定和舆论监督环境的营建是一种潜在的苑囿。 　　在谈到舆论监督时，人们之所以会首先联想到媒体，是因为，在舆论监督的过程中，媒体对某一事件的报道，会激发舆论关注的最直接形式，舆论监督的效果也往往直接与媒体的尽职尽责密切相关。然而，从严格意义上讲，两者虽联系密切，却并不能等同，因为舆论监督应该是指社会公众运用包括媒体在内的诸多手段发表意见、看法，进行社会评论和批判并对意见对象施加影响的总体机制和环境，媒体报道仅是其中的一个断面。 　　从这个意义上说，良好的舆论监督无法单独取决于媒体的作为，而是取决于媒体之外的权力运行秩序和相互制衡原则（事实上，这种原则也决定了媒体作为的方式和程度），同时，更要考虑到社会文化、制度框架、受众心理对媒体行为的影响，例如： 　　公众心理――具有对舆论客体进行评价的意愿，同时，这种意愿要得到现实机制充分的保障； 　　媒体行为――能够公正、全面、客观、理性地履行传播意见、营造舆论的职能； 　　反馈机制――确保公众意图能够通过某种制度设计和程序安排有效影响甚至决定公共权力的行使和运行，从而使舆论发生实际的监督效果，没有这种机制，所谓的舆论监督只能是空谈。 　　作为一种环境，舆论监督应从社会的总体建设中加以考量，逐渐加以营造。因为，舆论监督的权力是社会公众一种泛化的权利，权责对应相对模糊，监督权利的保障包含于社会总体进步的过程中，众多的人群、社会组织、机构、媒体的作用、社会法制基础等等共同组成舆论监督函数的诸多变量参数，所以，任何变动都有可能影响到舆论监督的效果。 　　把舆论监督看作是一种媒体职能，其实是忽视了更为重要的构建社会环境的紧迫性和责任感，而后者才恰恰是舆论监督真正的滋生土壤。至于现实当中误把舆论监督当作一种媒体职能的原因，可能在于，新闻媒体长期以来被赋予了“官”的色彩，对媒体的功能作了一厢情愿的夸大，以为只要从媒体管理体制入手，强化媒体职责，运用行政手段加大报道力度，就一定收到舆论监督的实效。但实际上，由于媒体外部的机制构建没有及时跟进，导致记者采访的权利适用十分模糊（如隐性采访），造成一方面媒体记者为了揭露黑幕直入虎穴，赴汤蹈火，而另一方面则是被监督对象“防火防盗防记者”，说情、贿赂、恐吓、甚至殴打记者的事件层出不穷，“舆论监督”往往步入两难境地，监督的效果也自然大打折扣。 　　 　　二、舆论监督是一种公众权利 　　 　　舆论是一种“公众意见”，但与普通的意见、评价不同，这种“公议”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涉及公众权益的一种带有普遍性的观点和意见，并具有针对舆论客体的潜在的行为性。 　　舆论所表明的深层含义应该一种向公众开放的意见形成机制，正是通过这样一种机制，分散的、个体的意见才有可能生成为舆论，而在此过程中，个体意见作为一种权利的表述所得到的尊重则构成了现代市民社会中权力互动的基础。 　　纵观历史长河，舆论现象由来已久，昏君明主，苛政良谋，都可以成为人们“街谈巷议”的话题。但舆论监督的权利，却是随着社会民主的进步而逐渐丰满的。从暴戾的“防民之口”到开明的“广纳民谏”，舆论监督的权利能否得到或得到多少满足和保障，已经不是舆论本身所能决定的范围，文明程度越高，舆论监督的权利保障也越殷实，舆论监督的层面也就越多样。另一方面，公众参与舆论活动的热情越高，社会汇聚的智力资源也越丰富，也就越有益于推进社会的总体进步程度。 　　早在1842年5月，马克思就从“人民报刊”的角度阐释了人民（公众）参与社会权力监督的权利，马克思在《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中认为，“……自由的出版物是人民精神的慧眼，是人民自我信任的体现，是把个人同国家和整个世界联系起来的有声的纽带……“，在其他的文章中，马克思还有针对性地提出人民群众通过报刊（媒体）行使权力和维护权利的正义性，马克思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