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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族服饰符号教育价值诠释 　　摘　要:苗族服饰符号是苗族人自己建构的地方性知识,是图腾崇拜、祖先崇拜、历史记忆及生殖崇拜的载体。其中所蕴含的精神文化内涵的传承,具有重要的教育价值:培育民族审美观、增强族群认同感、促进个体社会化。因此,在全球化语境中,将这种地方性知识纳入苗族地方课程,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苗族服饰符号;教育价值;地方性知识;地方课程 　　 　　中图分类号:D922.16;DF5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10)05-0058-06 　　 　　澳大利亚民族学家格迪斯在《山地民族》中指出,世界上有两个苦难深重而又顽强不屈的民族,他们是中国的苗族和分散在世界上的犹太族。的确,苗族历史上战乱、迁徙不断,分布广而散,并且长期没有自己通用的文字。然而,这个苦难深重、颠沛流离的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却并没有解体,反而保持了鲜明的民族特色,维系了强烈的民族认同感。民族服饰在此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无文字的现实虽使其文化表现方式受到限制,但是,聪明的苗家人却将自己的历史与文化绣在服装上,刻于银饰中,借助服饰丰富的文化负载性表达对自然、社会和自我的理解,从而实现了苗族文化的有效传承。基于对黔东南州雷山县西江苗族的田野考察,笔者尝试从教育人类学的视角对如下问题进行探索:作为苗家人自己建构的一种地方性知识,苗族服饰中究竟蕴含着什么样的精神文化内涵?其传承对于人之生成具有哪些教育价值? 　　 　　一、苗族服饰之属性界定:一种文化符号 　　 　　20世纪初的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将语言符号解释为能指和所指的结合体,使“符号”一词有了比较确定的含义。在他看来,能指(sigmifier)即语言符号的“音响形象”;所指(signmed)即是它所表达的概念。他用一张纸来比喻这一对二元关系,将思想比作纸的正面, 　　“音响形象”比作反面,指出它们永远处在不可分离的统一体中。索绪尔的贡献在于将符号看作一种关系:能指就是符号形式或形体;所指即符号内容,或日意义。 　　在符号学的视域内,苗族服饰中图、形、色、质等外在的物态形式可视为符号的“能指”,其中所蕴含的丰富文化内涵则是其“所指”。具有物质属性的符号“能指”与意义层面的符号“所指”之间的意指过程,既是规则建立的过程,同时也是符号意义的建构过程。苗族服饰之所以是一种文化符号,是因为它能以外显的物态形式反映出内隐的社会文化和精神思想,在具有共同解释规则的语境中,它是一种有意味的可交流的形式,是精神文化内涵的感性袒露和外在表征,是主观和客观、物质属性和社会属性、形式层面和意义层面的统一。苗家人将自己的思想、观念和情感转化为服饰符号中的线条、色彩与图案,并按照共同的解码规则对其进行解读和还原。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杨鹃国指出:“苗族服饰,作为一种存在于其文化传统和生活模式中的重要构成部分,是其历史来源与文化因子在传递、衍化过程中绽开的物质和精神花朵。同时,作为一种强有力的文化传统,苗族服饰是通过本身的系统将象征符号与意义结合起来并使意义符号化的。” 　　 　　二、苗族服饰符号中传承的精神文化内涵 　　 　　在教育人类学的视域中研究苗族服饰符号,就是要在服饰符号与民族精神文化传承及个体生命生成之间建立起内在的联系,讨论其中所凝聚的精神文化内涵的传承对人之生成所具有的重要价值。 　　 　　(一)图腾崇拜意识 　　“在原始时代,苗族先民相信人同某种动物或植物之间保持着一种特殊关系,甚至认为自己的氏族部落起源于某种动植物,因而把它视为氏族部落的象征和神物加以崇拜,即所谓的图腾崇拜。这也是发源于‘万物有灵’观念的一种原始宗教信仰”。 　　苗族服饰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就是蝴蝶纹,在“狗头帽”、背带和童鞋上随处可见。黔东南苗族视蝴蝶为其始祖,尊称为“蝴蝶妈妈”,苗语叫做“妹榜妹留”。根据《苗族古歌》,蝴蝶妈妈从枫树心里出来以后,同水泡交配产下12个蛋,从12个蛋里孵化出了姜央和雷、龙、虎、蛇、象,以及善神恶鬼等等,蝴蝶妈妈是人、神、兽的共同始祖。因此,蝴蝶成为了黔东南苗族的集体图腾和神话文化实体,西江苗族狗头帽、背带及“盛装”上频繁出现的蝴蝶图案,既揭示了一切生命的源头,也反映出一种通过“图腾同体化”来祈求蝴蝶妈妈庇佑小孩之心态。 　　汉族古籍将苗族服饰描绘为“卉服鸟章”,即在衣服上绣有许多花鸟图案,可见鸟图腾崇拜早已有之。《神异经?西荒经》云:“西方荒中有人,面目手足皆人形,而胳下有翼,不能飞。……名日苗民。”胳下有翼,可能就是一种独特的鸟崇拜造型。这种鸟崇拜在西江沿袭至今,从其自称来看,当地人称自己为“嘎闹”,嘎是词头,无实在意义,闹是鸟的统称。从服饰上来看,他们不但将鸟纹饰于衣服上,而且银冠上也普遍使用鸟造型。问及原因,当地人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