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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研究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 　　在中国，考古学被认为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可以用来证经补史。梁启超的两重证据法体现了早期中国学界对考古学的认识和价值期望，至今仍被认为是中国考古学的特色。在欧美，考古学被认为是一门通过间接方法从物质文化来了解古代人类行为和思想的学科。由于考古学家的发现大部分是没有文字的物质材料，于是他们既无法像历史学家那样通过文字来重建历史，也无法像文化人类学家那样从研究对象直接观察人类的行为和思想。这一缺陷长期以来成为制约考古学家了解过去和对考古材料进行历史重建的最大挑战。 　　通过残缺不全的物质遗存来重建历史，考古学家就像其他自然科学家一样必须通过观察纷繁复杂的现象来了解世界。于是，考古学家在重建历史过程中自然面临一个严峻的问题，即他们通过自己的观察和研究向人们展示的过去是否是真实的历史?因此，这个问题不仅涉及到考古材料的积累和完备，还涉及到考古学家本人的认知能力和探究途径的正当与否。 　　长期以来，人类认识世界大体存在两种对立的认知途径。一是经验主义(empiricism)的认识论，它强调感官的认知作用；二是理性主义(ratinal-ism)，它强调用逻辑推理来提供知识的可靠性。上世纪末兴起的相对主义(relativism)对科学研究中个人观念和社会影响提出了更加苛刻的批评。考古学的发展大致也体现了这样的过程，对科学认知过程的主观客观因素有明确的认识，反映了这门学科的日趋成熟。考察一下考古学认知过程的发展，可以帮助我们对自己的研究有更多的反思精神。 　　 　　经验主义 　　 　　20世纪60年代之前的考古学基本上是一种经验主义的操作，这就是指凭直觉、常识和经验来对研究对象作想当然或貌似合理的解释。经验主义者认为，人类认识的对象是客观世界的具体事物或实体，因此主要依赖经验才能实现和完成这种认识。 　　经验主义者十分注重经验知识，这是指能够被人们亲身观察到，并做出描述的具体事实。这也常被看作是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础，认为经验事实是客观的，它们独立于人们的主观意识而存在。因此他们认为，只要人们不带成见地进行观察，那么由此提供的经验知识可以不受任何理论或先人之见而保持中立，绝对可靠。经验主义者这种将观察看作是单纯的生理反应过程，好像是摄像机镜头的物理成像，似乎过于简单和片面。极端经验主义甚至认为一切知识都来自于经验，它只强调感性经验而否认理性思维。在这些人看来，理性认识是抽象和间接的认识，思想越抽象则越空虚，越不可靠，也越远离真理。所以他们反对抽象思维，否认研究对象存在普遍概念和普遍性的学术命题。 　　中国考古学的操作目前大多仍处于经验主义的层面，学者们强调材料的采集和观察，凭自己的经验和常识进行分析判断，然后得出一些初步的结论。我们有些学者十分鄙视理论，将理论看作是缺乏事实根据的空谈或主观想象的胡诌。这种经验主义的认识论与19世纪和20世纪初西方传统的治学方法十分吻合，即提倡研究的客观性。英国早期古墓发掘者威廉?格林威尔的名言就是：“只管收集事实，永远不要考虑理论”。科学历史学之父里奥波德?冯?兰克认为，历史学的根本任务是要说明“真正发生过的事情”。如要了解历史真相，只有研究原始材料这一条路。兰克认为，收集基本材料和确立过去的事实是研究的第一要务，而对材料的阐释不过是个人的主观见解而已。这种客观主义是兰克学派的主要特征，他们主张治史者要持不偏不倚的态度，让材料自己说话，尽量避免将个人的意见夹杂其中。傅斯年将兰克学派的治学方法引入中国，他自称是中国的兰克学派，确立了以史料学为中心的治学方针，并提出“史学便是史料学”的口号。傅斯年在中研院史语所设立考古学组，就是想“借几个不陈的工具，处治些新获见的材料”。傅斯年当年设立的这一治学方针对中国考古学的影响很大，在建国后的考古研究中一直延续至今。 　　然而，人的经验观察并不等同于摄像机的机械成像，而是一种对感官反应的图像加以识别的过程。这种识别首先取决于观察者的理论素养、知识训练和实践经验。如果观察者的知识状况和专业背景不同，那么对于图像的识别方式也就有所不同，因此观察到的东西或结果也会大不相同。安特生造访龙骨山，发现洞穴堆积中有脉石英，便判断洞穴中可能存在古人类遗存，而天天经过这里的老乡却熟视无睹。医生观察胸片能够诊断疾病，而病人自己却看不出来。这就是观察现象时，专家与外行之间的区别。还有，经验观察看到的只是事物的表面现象，并非事物的本质以及不同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再之，对客观事实的观察和认识可以分为不同的层次或深度，因此研究不同现象和问题的理论和方法也是多层次的。 　　由此可见，即使我们想保持完全客观的经验观察，也渗透着主观判断和理论的因素，而对经验事实的本质进行了解和解释更加离不开理论的逻辑思辨。科学研究并不存在完全客观的研究方法，声称让材料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