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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滨简政放权实质是构建有效且有限政府 　　简政放权与执政转型有内在一致性 　　中共十八大以来，“简政放权”再次成为热点。此前有报道注意到：过去两年里，每年的第一次国务院常务会议，都会研究简政放权的问题;另外，2014年国务院举行的40次常务会议中，有21次提到部署“简政放权”。 　　《同舟共进》：在您看来，十八大以后中央如此高度关注“简政放权”，释放了什么信号？ 　　肖滨：这当然反映了政府行政改革的迫切性。回顾改革开放近40年的历程，作为国家权力的行使者，我们的政府机构虽然经历了多次改革，但总体上还是一个掌控着过多权力、太多资源的政府，尤其是在处理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关系上，总体上还是显得非常强势。 　　这样一个强势政府，在很多方面不时暴露出“权力越位”的状况。用通俗的话说，就是依然会出现权力之手干预了一些不该干预的事情，侵占了市场空间，压缩了社会自主性。这意味着，如果国家要进一步提高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发挥社会的活力的话，就有必要进行进一步的简政放权改革。 　　《同舟共进》：联系到近年来热议的执政转张东峰型，“简政放权”与其是否存在着内在的关联？ 　　肖滨：说到执政转型，本质上是执政党执政合法性获取方式、途径的调整。对一个革命性的政权而言，其执政合法性的获得可能是诉诸革命的理想、革命的意识形态，或诉诸宏大的社会政治愿景;而在政权建立、稳定之后，靠这样的理想、社会愿景来维系是远远不够的，所以我们看到，改革开放以来，非常重视经济绩效的合法性。 　　时至今日，经济高速增长的时代可能逐渐过去;与此同时，伴随经济增长而来的问题是：怎么更好地进行分配。因此，在执政合法性的来源上，不能只诉诸绩效的合法性，还要诉诸民众的认可。这就意味着，在这个过程中，执政党的努力空间还很大，比如还需要更多地反腐败，更多地联系群众。 　　从这个角度说，政府的简政放权与执政党获取合法性转型是相互呼应、相互配合的。 　　《同舟共进》：具体说来，这种呼应、配合的方式是怎样的？ 　　肖滨：我们知道，在整个国家体制内部是存在两条线的，即执政党自身的体系，以及政府机关所形成的行政体系。在执政党体系内，密切联系群众、改善工作作风、“三严三实”的教育活动，可以更好地拉近与民众的距离，无疑对合法性的建构具有积极意义;在政府的体系内，则要通过一系列的行政体制改革，让市场更加充分地发挥其自主作用，增强整个社会的活力，才能让政府更好地为社会大众服务，增强民众、企业对政府的满意度。 　　所以，概括起来可以说：执政方式的转变，更多的是要处理好党和民众的关系;而政府的行政改革，主要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和社会的关系，而落实到最后，也是处理党和民众的关系，所以二者有内在的一致性。 　　过去近40年，我们的政府更倾向于成为一个经济建设型政府，缺乏对公共服务的足够重视。从根本上说，简政放权的实质，就是限制政府的权力，让政府去管它该管的事情，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更好地向民众提供服务。 　　具体到政府职能转变，核心应该是两条：一条是限权划界，这一条是消极性的，目的是建立一个有限政府;另外一条是公共权力的价值取向，应该转向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物品，让政府成为一个有效政府。两者相辅相成，构成政府职能转变的一体两面。 　　“深改组”去啃“硬骨头” 　　在2015年全国“两会”的记者招待会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强调，简政放权是政府的自我革命，削权是要触动利益的，它不是剪指甲，是割腕，忍痛也得下刀。他还表示：“不能像开车一样，松了手刹，还踩着脚刹，明放暗不放。” 　　《同舟共进》：在实践中应如何落实简政放权？ 　　肖滨：如果国家要进一步提高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发挥社会的活力，在我看来，首先要做的就是“简政”。 　　所谓“简政”，重要的不是对政府的权力架构的改革、减少人员，而是前面所提到的，对政府的权力边界进行限制。“简政”的实质，是要让政府变成一个有限政府，让公共权力的边界得到限制。 　　《同舟共进》：很现实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行政审批改革搞了这么多年，老百姓依然会碰到诸如“证明你妈是你妈”这样的状况？ 　　肖滨：行政审批改革，是“简政”的一项非常具体的内容。毋庸置疑，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行政审批改革进行得如火如荼，也确实取消了很多审批事项，收到了很大成效。 　　但为什么老百姓还是经常会感觉行政审批无处不在？据我们以往的调查，问题就在于很多部门的“硬权力”没有削减，取消的都是那些相对来说不那么重要的。光靠政府部门自己来改革自己，一旦碰到一些要害部门，就会出现“改不动”的问题。 　　《同舟共进》：应如何解决这些“硬权力”带来的问题？ 　　肖滨：应该对一些重点的审批部门，比如发改委、经信委这样的部门，进行专项的审批改革。 　　就改革的方式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