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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在翻译史中被边缘化现象改写理论解析 　　摘要：本文依据改写理论，论证新文化运动时期胡适对外国作品多种形式的改写――即广义的翻译一无论是自身的翻译研究价值，还是对目的语文化和文学的导向与影响都有着狭义翻译无可替代的作用，但胡适在译史中却处境尴尬。这种现象在译界有其普遍性，是翻译及翻译史研究中的薄弱环节。文章深入分析了该现象所反映出的多方面的问题，并提出建议，旨在引起译界的重视。 　　关键词：改写理论；翻译史；胡适；边缘化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544(2009)03-0085-05 　　 　　1，引言 　　 　　在中国翻译文学史上，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翻译活动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有着极其特殊的意义。在这一文化转型期，一向处于边缘位置的翻译文学成为中国文学系统的主流而处于中心位置。在这种状况下翻译与创作、译者或改写者与作者的界限变得模糊起来。译者的主体性增强了，从语码转换者变为源信息的阐释、评论及改写者，按照自己的意识形态所需对源文信息量进行取舍，进行综述，形成翻译中有创作，创作中有翻译的局面。这一时期对外来文化的译介呈现出多种形式。特别是那些拥有话语权的领袖人物各类形式的改写，直接介入并影响了时代文学思潮的走向，在引进西方的意识形态和诗学观构建中国本土的新文化和新文学方面起着狭义的翻译无可替代的作用。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之一胡适在这一时期的论著就突出地反映了这个特点。他以创作形式撰写的论文、外国文学评论、仿作、文学史等都是在以不同的改写形式输入外国作品和思想(赵文静2006)。与传统的翻译所不同者，这些形式为译介者按照自己的翻译动机或目的语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观的需要去塑造外国作家及其作品的形象提供了选择空间。在中国文学传统中，绝大多数普通读者了解外国作家与作品的渠道不是通过读原作或具体翻译作品而是通过文学评论，传记作品，文学史等形式的改写(赵文静2006：222-3)。从这个意义上讲，通过这些改写形式译介的外国作品，特别是出自像胡适这类有学术威望并拥有广泛读者群的学者有意识地改写，比狭义的翻译对于目的语社会应该会有更大的导向作用并能产生更为直接的影响。因此，研究这类形式上不明显的翻译对于翻译史的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胡适在运动初期以多种改写形式发表的一系列震撼知识界的文章无论是发动文学革命还是构建新文化，对中国的意识形态和诗学观的演变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直接推动了当时新文化及新文学的发展。然而到目前为止，在我国，这种“形式上不明显的翻译”(k―revere 1982／2000：235)还没有真正成为译界的研究对象，对这类改写的研究仍然是个薄弱环节。例如，在对胡适进行的多方位的研究中，以他的改写方式作为切入点进行的研究还不多见，胡适因此在翻译史上一直处境尴尬(见赵文静2006：1-18)。这无论对于该阶段翻译史的撰写还是对胡适本人的研究都无疑是个缺憾。本篇将从改写理论的视角对胡适研究中的这一现象展开分析。 　　 　　2，关于改写理论 　　 　　改写理论是由翻译的文化操控学派关键人物之一，美籍比利时裔学者Andr6 Lefevere提出的翻译研究理论(1985，1992)。这一理论广泛吸收了20世纪下半叶西方哲学、文学理论和文化理论等邻边学科的研究成果。受这些理论的影响，Lefevere将介于翻译与创作之间的文学形式：外国文学史、外国文学评论、文学家传记、仿作、百科全书等――即无标示或标示含糊的翻译――统称为改写(rewriting)，这些一向被传统译论视为与翻译无关的创作形式因此而进入翻译研究领域，成为合法的研究对象。更重要的是该理论还强调翻译研究应该将关注的焦点从单纯的文本转向复杂的语境(context)，从语言学层面转向文化层面进而研究社会的诸多因素对翻译的影响。探讨翻译活动是如何在目的语文化的操控下产生、接受并起作用的。如果说纳入不同形式的改写极大地拓宽了翻译的研究范围，那么关注焦点的转换则为翻译史研究开辟了新的视野，提供了新的方法论。Lefevere也因此被视为当今翻译学的一位先驱。毫无疑问，改写理论是对翻译研究的一场革命，它打破了翻译研究必须与原文对应的框框，从而把译学研究推上一个新的研究平台。根据赵文静(2006)，该理论可大致从“改写的形式”和“控制因素”两个方面加以概括，首先翻译研究的对象还应该注重那些“形式上不明显的翻译”。也就是说，在形式上应包括对原作思想和精华的总结、提炼，对原文作者和精神的评价以及对原作的模仿等。至于对改写作品的研究，该理论认为翻译从来不是孤立的语言转换活动，译者不是单纯的旁观者，引进外来思想绝不会原样照搬，而会根据本土的需要进行改写。Lefevere指出应该从接受环境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的角度审视翻译活动。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