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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地方法治可能性 　　内容提要 “法治江苏”和“法治浙江”等战略的提出，使得地方法治日益成为中国法治建设过程中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本文结合对“法治浙江”战略的分析，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论证了地方法治的可能性问题，认为：法治的渐进性决定了地方法治的必要性；法治的具体性决定了地方法治的必然性；地方的能动性决定了地方法治的现实性。本文同时认为，尽管实现地方法治具有一定的可能性，但其实现进程又在总体上受制于国家法治化的进程。 　　关键词 法治 地方法治 法治浙江 　　一般意义上的地方法治是指在整个国家实现 法治的前提下，各个地方以良法来治理地方和管 理社会，各种权力得到限制和制约，各种权利得到 确认和保护的一种和谐、理想的状态。而从运行 角度而言，地方法治又具有动态和静态两种含义。 动态意义上的地方法治是指在整个国家实现法治 化的过程中，由于区域发展的不平衡，一些比较发 达的地区(一般仅以省级为独立的法治单元)在 立法、执法，司法、法律文化建设等方向走在全国 前列，通过法律主治而提前或率先实现法治国家 某些目标的过程。它是法治渐进性的一种体现， 客观上起到了建设法治国的领头羊作用：没有地 方法治化也就没有整个国家的法治化，国家法治 化程度取决于地方法治化的程度。静态意义上的 地方法治是指在保证整个国家法治统一性的前提 下，由于各个地区在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社会管 理模式等方面具有的特殊性，而在法治建设方面 呈现出的某种独特的状态。静态意义上的地方法 治的产生根源于各地区的特殊性，它实际上是法 治具体性的一种体现。 　　对于地方法治问题，既有人基于推动地方经 济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防治腐败等视角理解 其必要性，同时也有学者持否定态度，认为倡导 “地方法治”会破坏法治的统一性、消除法治的宪 法基础甚至导致“法治割据”。很显然，简单地否 定地方法治，无疑脱离了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现 实，也不能充分地发挥各地方在国家法治化建设 进程中的作用，而抽象地肯定地方法治，则确实会 在实践中产生诸如误造法治的单元体、割裂法律 体系的完整性和统一性，导致法治理念的肢解、走 向法治的“地方割据”等弊端和危险。现实迫切 需要我们对当代中国是否可以倡导地方法治问题 作出理性思考。本文拟从法治的渐进性、法治的 具体性及地方的能动性三个方面，阐释地方法治 的可能性。其中，法治的渐进性和具体性构成了 地方法治的理论依据，而地方的能动性则构成了 地方法治的实证基础。 　　 　　一、法治的渐进性决定地方法治的必要性 　　 　　法治具有渐进性，这种渐进性既是法治的本 质特点，也是由法治的实现条件所决定的。就法 治本身而言，在静态意义上，法治是经济、政治，文 化和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是一种比较理 想的社会状态；而在动态意义上，法治则体现为从 没有法治到具有法治，从法治不完善到法治逐步 完善的一个历史过程，这个过程反映了法治的渐 进性特征、就法治实现的条件而言，尽管不同国 家实现法治的路径各不相同，而其实现程度则主 要取决于这些国家或地区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 理性文化的发展程度。其中，市场经济奠定了法 治的经济基础，民主政治创造了法治的政治前提， 而理性文化提供了法治的文化条件。由于这些 什的满足都需要有一个过程，因此，从法治实现的 条件上看，法治也就明显地体现了渐进性特征， 　　在实现法治国家目标的过程中，法治的渐进性 决定了地方法治是必要的。由于我国领土辽阔，各 地经济发展程度、民主政治和文化建设程度差别较 大，因而整体地、齐头并进地实现法治不仅是有难 度的，实际上也是不可能的。而对于能够满足法治 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条件的一些省份，利 用制度演进和治理方略的设定，率先在某些方面达 到法治国家的目标，不仅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 可见，诸如建设“法治浙江”等地方法治战略在长三 角这一经济、政治、文化相对比较发达的地区出现 并非偶然。现以浙江为例分析如下： 　　首先，在经济上，浙江以民营经济为主的市场 经济的发展非常迅速，浙江民营经济总产值、销售 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出口创汇额、全国民营 经济500强企业户数等五项指标多年位居全国第 一，并最终形成了以温州模式为代表，以市场为取 向、以民营经济为主体发展经济的浙江模式。可 以说，正是市场经济的发达为“法治浙江”奠定了 坚实的经济基础。 　　其次，在民主政治建设方面，浙江基层民主政 治的发展为“法治浙江”创造了必要的政治前提。 浙江创造了“民主恳谈会”制度、民主听证制度、 党代表常任制、“五常委会旁听制”、村务监督委 员会制等基层民主制度，这些制度突出地反映了 浙江草根民主和市民社会的发达，也使得浙江的 民主政治建设带有明显的自下而上的特征，既培 育了浓厚的民主氛围，为浙江民主政治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