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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旅游人类学在旅游规划中应用 　　人类学从字面上理解就是研究人类的科学，而旅游人类学则是通过人类学的理论体系和研究视角来分析研究人类的旅游活动。随着时代进步、经济发展，旅游活动不再仅仅是一个热门的现象或是一项常见的人类行为活动，通过以人为本的旅游人类学视角，可以更好更全面的开展旅游规划工作。 　　一、旅游人类学的定义和产生 　　所谓人类学（Anthropology）从字面上理解就是研究人类的科学。人类的发展过程、人类所拥有的文化等方面都应是其研究的内容。人类学的学科体系中，可分为如下的研究方向：体质人类学、考古学、语言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可见，人类学就是从人类社会的不同方面和角度来研究人类的社会、经济、文化活动的科学。为了研究他人，人类学者常常把不同人群的生活方式（文化）进行比较，而且通常是在一个能囊括所有相关人员在内的广阔背景之中作比较。这些传统方法在旅游人类学的研究中得到保持。 　　从国内外现有的各种研究成果来看，旅游人类学的研究主要是从旅游地的居民和游客之间人际关系的角度来研究旅游地的文化现象和演变，以及这种文化现象对旅游地社会的影响。 　　一般认为西方人类学者加入旅游研究的标记是1963年人类学者努涅斯（Nunez）发表的论述，《一个墨西哥山村开展周末旅游带来的影响》一篇论文。20世纪70～80年代，研究旅游对目的地社会、文化的影响是旅游人类学的主流。其中70年代，以旅游对发展中国家的社会文化影响为主。进入80年代后，学者们越来越关注旅游对西方发达社会的影响，并把旅游开发与社区建设联系起来，考察如何使二者更好地互动。20世纪90年代后，旅游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也进入学者们的视野，他们开始思考如何达到社会文化方面的可持续发展。 　　西方学人类学者研究旅游，主要从目的地居民、游客以及客源地社会这三个不同视角出发，进行系列研究，形成了3种不同的理论和观点。关注目的地社会的人类学者认为旅游引发了当地社会文化的变迁，因而把旅游看做一种涵化和发展形式从游客出发；有的学者认为旅游活动的结构、功能与人生经历仪式（Rites of Passage）相似，因而旅游可以看做一种世俗仪式；为了弄清楚旅游的成因，学者到客源地社会寻找答案，认为旅游是一种上层建筑，是依赖于其他更为根本的社会因素的。 　　二、旅游人类学在我国的发展 　　纪文哲通过对近十年的核心期刊中的相关论文的统计和分析，指出我国对旅游人类学的研究起步较晚。发展初期（2005年之前）主要是对国外研究成果和相关文献的翻译和引进。而近年来，则更多的将旅游人类学运用到旅游规划之中，并利用旅游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来分析和解释相关问题。 　　纪文哲提出当前，国内旅游人类学主要是受格拉伯恩学派（旅游的文化符号内涵流派，把旅游看作一种文化事项）的影响，研究重点集中于旅游影响，尤其是对东道主地区文化变迁的研究和分析。总的来说，国内旅游人类学的发展仍然停留在对西方旅游人类学已有成果的运用上，无论在研究方法上还是在研究内容上，极少创新。将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和文化传统与现代西方旅游人类学结合起来，重塑中国旅游人类学的哲学根基，是旅游人类学发展的根本。 　　三、旅游人类学在旅游规划中的作用和意义 　　本文主要探讨国内学者利用旅游人类学理论，将其运用到实际的旅游规划开发方案中这一方面的内容。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研究。 　　（一）基于旅游人类学视角，对旅游景区的规划。 　　旅游人类学为旅游规划的编制者提供了一个人本主义的规划哲学。旅游人类学则向旅游规划者展示了更为广阔的旅游规划思路，即旅游规划中不能仅仅局限于物质环境的规划设计，人才是旅游活动中的真正主体。旅游规划者要从关心旅游地的各利益相关者入手，对旅游地的相关者的特性、活动以及社会环境加以关注。 　　在有关红色旅游景区开发研究的文章中提到旅游人类学为保护红色文化、传承红色精神搭建了一个很好的理论平台，同时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旅游者动机是旅游人类学的研究重点和优势，通过研究红色旅游者的旅游动机，可以设计出更适合旅游者的红色旅游产品，能够更好地开拓红色旅游市场。文章中基于旅游人类学理论，针对目前红色景区存在的红色文化氛围不浓、主题表现不全等问题，提出可通过设计红色路线来让游客重温红军的艰辛生活，也可利用新的科技（如3D技术）来再现红色场景，以此增强游客的红色旅游体验感。 　　在关于丽江的旅游形象研究文章中，作者就丽江的“小资天堂”形象，从旅游人类学的角度进行了探讨。作者通过访谈调查发现，那些前往丽江的“小资”游客对丽江有着一定的心理期待，而导致这一心理幻想的正是各种大众媒体对丽江的介绍和宣传。在游客心中，丽江应当是一个即能够提供有别于城市的田园式悠闲生活，同时也能够满足他们的“小资”型消费需求的地方。因此丽江出现了许多小资情调的客栈、酒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