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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化研究批判性和现实性 　　内容提要 批判性和现实性是包括“文化研究”在内的诸多学科领域的关键词。文化研究中的“批判性”和“现实性”有着复杂的理论分歧，审视两个概念的多义性有助于更好地把握中国语境中的文化研究。具体而言，“批判”的内涵极其多样，体制化指向文化研究的现实介入性，也有人将体制化视为官方意识的收编。“语境”和文化研究的现实性和批判性密切相关，但它同样会走向“现实性和批判性”的反面。这些理论局面构成了文化研究两个层面的悖论：其一，“批判性”和“现实性”两个术语的内部歧义重重；其二，“批判性”和“现实性”之间有着不同的语义关系，它们时而相互印证，时而剑拔弩张。 　　关键词 批判性 现实性 体制化 语境 　　〔中图分类号〕G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4）07-0053-07 　　在诸多学科中，批判性和现实性是两大关键词，文化研究领域也不例外。王晓明在《中国大陆文化研究的三道难题：以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为例》一文中指出，文化研究的“批判性”和现实“介入性”是解决“中国大陆文化研究三道难题”的重要方法，“批判性分析”和“促进性介入”的有机关系体现了文化研究方法论“破”与“立”结合的特点。王晓明：《中国大陆文化研究的三道难题：以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为例》，王晓明、朱善杰编：《从首尔到墨尔本：太平洋西岸文化研究的历史与未来》，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年。作为学术命题的“文化研究”和中国社会的具体脉络相呼应，“破”与“立”结合的方法论模式有助于审视并促进中国社会的发展现实。但是，仅仅从字面上含糊地理解文化研究的方法论，必将错失大量的理论节点。文化研究的“批判性”和现实“介入性”有着复杂的理论分歧，审视两个概念的多义性有助于更好地把握中国语境中的文化研究。关于文化研究理论内涵的种种解释使得两个术语的内部歧义重重，这是本文涉及的文化研究第一层面的悖论。术语内涵的纷争也使得“批判性”和现实“介入性”之间有着不同的语义关系，它们时而相互印证，时而又决然反目，这构成了文化研究第二层面的悖论。 　　一 　　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英国伯明翰学派对大众文化的不同态度是文化研究的经典母题。“西马”直面大众文化时饱含着精英分子式的挑剔和警惕，认定大众文化充满了权力阶层或明或暗的统治意图，而作为接受对象的大众不过是毫无反思能力、只能被动接受各种统治塑形的群氓。伯明翰学派对于“西马”的悲观不以为然，他们未将大众文化全面妖魔化，即使大众文化仍旧隐含着诸种自上而下的权力操作，但这并不意味着接受方会如权力阶层所愿。比起西方马克思主义，伯明翰学派更看重大众的主体意识，大众将大众文化传达的意思重组改装以完成非暴力的文化抗争。伯明翰学派民粹主义意味浓厚，因而也被人解读为放弃了对大众文化统治术的批判。实际上，如果仔细梳理两派的观点，有无批判性并不是他们最终的分歧，他们的差异在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出于智识的优越感质疑大众的批判能力，由此将批判大众文化的职责收归己有；伯明翰学派则相信大众的批判能力因人而异，他们更愿意审视大众群体中那些形态各异的反抗方式。所以，“西马”笔下的大众表现为丧失主体性的理论形象，相比之下，伯明翰学派的大众面目更具多样性和现实性。 　　“西马”在批判阵营站稳了脚跟，他们采用“永恒否定”的模式应对大众文化铸造的精神格式，后者的精神同一性导致的经验贫乏和精神荒漠必须用审美层面的先锋实验来压制。所以，“西马”推崇的审美批判往往停留在各类艺术形式中，这些艺术以超越现实世界的平庸经验为己任。当现实和艺术先锋截然对立，现实世界不再现实，而只是理论的镜像，晦涩难懂的先锋艺术往往被看作是知识分子精英自我陶醉的代名词。这种绝世而独立的批判姿态让人对他们心仪的批判形式产生怀疑，人们质疑“审美批判”的现实有效性。“‘审美批判’被认为躲在艺术的世界里大展批判之拳脚，但最终成就的不过是革命的形式主义，它将‘批判’变成了心理宣泄。”滕翠钦：《尴尬的叛逆――西方批判理论的内部分裂》，《被忽略的繁复――当下“底层文学”讨论的文化研究》，三联书店，2009年，第273页。“永不停息的批判”看似强调了批判的彻底性，但明眼人却一眼看穿这种模式的危险，并设想它的理论结果：它将导致社会的废墟，社会一旦只有崩塌而没有建设，批判也就丧失存在的前提。还有一种害处则已经被现实证明，由于“审美批判”留下大量的语义空白，成批的现实意图趁虚而入，消费主义就是其中一桩。先锋艺术被堂而皇之地改装成时尚消费的叫卖招牌，1945年7月，美国的《时尚》杂志就以杜尚的先锋作品《大玻璃》的照片作为自己的封面，先锋的特立独行和消费的欲望猎奇一拍即合。基于上述的两大理由，“西马”审美批判的现实效用有待考证，而从“西马”吸收理论营养的文化研究对社会现实的不屑往往也演变成了一场名不副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