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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村庄内部因素在公共物品供给中作用及实现机制 　　摘 要: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状况直接关系到农村社会发展水平和农民生活质量。村庄内部因素在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通过山东省一个村庄的深入剖析可以看出村委会、村民小组、村民等村庄内部因素在村庄公共物品供给中的角色特征。村委会、村小组、村民构成了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三级主体,但村民参与供给的主动性不够,村委会参与公共物品供给的自主性不足。中国的城乡关系变革会带来国家――村落基层组织――村民三者之间关系的变革,这些因素在公共物品的供给方面须有良性的互动模式。 　　关键词:村庄;内部因素;公共物品;供给 　　中图分类号:C912.82;F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09)10-0077-07 　　 　　一、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研究的新问题――村庄内部因素 　　 　　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阶段,扩大公共财政农村覆盖范围,发展农村社会公共事业,大幅度增加国家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的投入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农村公共物品相对于农村私人物品而言,是在农村地域范畴内用于满足农村公共需要,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产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体制不断发生变化,学者们也从不同角度作了研究。概括地说,相关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改革前后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比较;目前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现状与问题、供给机制;税费改革对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影响等等。但对于村庄内部因素在供给公共物品中的作用研究成果却非常少,盛荣曾指出“当前联系村级治理和村庄公共物品自我供给的研究几乎没有”①。 　　改革前后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体制有很大不同。如张军、何寒熙等通过比较研究认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民成了剩余权利享有者,解决了激励问题。但是,面对改革的巨大成功,政府对农村公共物品的投资在削减,大量过去由中央政府包下来的事情现在要由地方来承担,受财政能力的限制,地方(这里的地方主要指村委会)对公共物品的供给自然受到影响②。至于村民在供给公共物品中的作用,他们认为,农民的收入确实有了很大提高,但投资热点主要是建房、购买耐用消费品和非农活动上。学者们一般认为,农民坐享其成的理性动机、改革后土地使用权的不稳定性以及政府动员在劳动密集型公共项目中动员能力和效果的下降是农民投入公共物品项目建设积极性低的原因。 　　至于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现状,学者们普遍认为供给不能满足实际的需求,存在量少质低以及地区性、结构性失衡等方面的问题。结构性失衡体现为重“硬”轻“软”、重“准”轻“纯”。前者就是指重视容易取得成效、彰显政绩的公共物品的供给,忽视农村迫切需要、但不容易取得成绩的公共物品项目;后者就是指重视准公共物品供给、忽视纯公共物品供给。重视短期公共物品而轻视长期公共物品、重视新建而放松对原有设施的维护和维修也是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现状的重要特征。 　　剖析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机制的不足和障碍是当前研究的主流。学者们普遍认为当前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机制显然已经不能适应新变化。家庭承包制并没有为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提供有效的激励机制,而原有的激励机制又被削弱,这使得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机制呈现失范的状态。从供给主体系统看,作为供给主体的政府正逐渐弱化自己作为供给主渠道的作用;集体经济组织也不成熟,无法独立承担供给责任;民间组织正逐渐成为一种供给主体,但力量同样羸弱;而村民也没有发展成为成熟的公民,无法自觉、自组织地实现农产品的供给。可以说,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系统非常不成熟,也没有整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总之,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共物品供给需要政府和各类市场主体共同参与,但各供给主体怎样参与以及发挥什么样的作用,研究中并没有指出。 　　农村的税费改革是农村发展和变迁中的重要事件。很多学者也探讨了农村税费改革对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影响。虽然税费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但是改革对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也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很重要的一个表现就是乡镇政府有限的可支配财政收入与不断扩大的公共物品供给的责任之间的断裂。李燕凌、曾福生认为,税费改革后,取消了乡镇统筹费,乡镇企业又纷纷破产或改制,基层财政困难,但相应的事权责任却不断加重,加剧了其作为农村公共品供给主体的责任缺位。 　　既然乡镇作为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主体所发挥的作用令人担忧,那么,作为村庄的核心――村委会在供给公共物品中的表现又是怎样的呢?熊巍指出,“从法律角度看,村委会只是村民的自治性组织,不是政府的行政机关,没有征税权,它对公共产品的供给资金需要向各农户筹集或由属于村民共同所有的集体企业出资,因而属于私人组织的供给” 。他认为地方政府与村委会共同供给公共物品具有合理性,是一种“有效率的供给方式”。但这些研究没有具体分析国家、村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