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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钱学森之问理性反思 　　摘要：“钱学森之问”引发出我国创新性人才匮乏的思考。本文从社会环境、教育体制等方面对钱学森之问进行分析，阐述我国当前教育所面临的相关问题并提出问题的解决方法。 　　关键词：钱学森之问；科技人才；创新 　　随着全球的迅速发展，科技人才逐渐成为世界各国提高综合创新能力的重要因素之一。各国都纷纷在教育上进行改革创新以求提高国家创新能力。近年来，我国的高等教育也在往大众化教育方向发展。据国家科技部统计，截止到2009年，中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达到4200万人，位居世界第一；研究开发人员总量190万人年，位居世界第二；每年培养的博士、硕士总量位居世界第一。但是，和世界教育现状做比较，我国人均受教育程度仍然不高，从业人员平均受教育年限低于发达国家，创新型人才和高技能人才不足，杰出人才缺乏。因此，著名科学思想家钱学森先生提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在钱学森看来，什么样的人才算得上“杰出人才”呢？由钱老秘书涂元季发表的《钱老生前对身边工作人员最后一次系统谈话整理稿》，明确解释了钱先生所指的杰出人才是“科技发明创造人才”和“顶尖帅才”；而不是那些只会仿照国外产品照猫画虎地“填补空白”的专家和技师。“顶尖帅才”不仅应当有统帅才能，对其创造性的要求更高。 　　一、民国时期曾培养出不少杰出人才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并不是我们的学校从未培养过杰出的人才，在民国时期的学校为社会和国家培养了不少杰出人才。据中科院与中国工程院不完全统计，现有约两千名院士中，大概有2/3年龄在75岁左右，即两院院士的大部分是毕业于1952年以前的大学。近二十年国家科技发明一等奖的获得者至今都已是七八十岁乃至九十岁以上的专家学者，他们大多是在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之前上大学或毕业的。钱学森本人于1929-1934年在上海交大毕业后，次年考上清华公费留美。先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取硕士学位。之后于1936年到加州理工学院，1939年获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在民国时期，确实有几所学创新的著名高校。由北大、清华、南开合组的西南联大，在抗战期间搬迁到昆明市郊简陋校舍中办学，环境很差。但师生们却继承和发扬了二校的优良传统与校风学风：北大的“自由民主、兼容并包”之风，清华的“严谨、认真”之风与南开的“日新月异、允公允能”校训，融汇激荡成为独特的学术创新精神。联大八年间毕业的3000多名学生中，涌现出两院院士160多人。获得诺贝尔奖的杨振宁于1938-1944年就读于西南联大。他后来回忆说：“对西南联大的良好学习空气的回忆，总使我感动不已。联大的生活为我提供了学习和成长的机会”。从民国时期培养不少杰出的人才这一事实来看，创新人才的培养离不开创新的土壤、创新氛围和创新精神。 　　二、当前我国教育体制存在的问题 　　（一）教育错位限制教育发展 　　创新人才培养的最主要的途径是教育。而当前由于教育方法、教育评价、教育投入和教育目标等存在不合理性导致难以培养出创新型人才。第一，教育方法。填鸭式的教育方法禁锢了学生的思维方式。老师在授课过程中占主动的地位，学生则是被动地接受。这种学生非参与式的学习，让学生对于学习中存在的问题没有自己的观念看法以及独到的见解。第二，教育评价。对于教师的评价不够客观，主观随意性大，不能全面准确地反馈出教师的实际教学工作情况。而且评价方式单一，以学生的成绩作为老师的评价标准。从而抹杀了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创造性以及学生在学习中的创造想象力。第三，教育投入。我国的教育经费由各级公共财政负担，而不是多元化的投入模式，容易造成经费不足，满足不了学术研究所需。第四，教育目标。近年来一直提倡的素质教育，但是在实施过程中大打折扣。学生和教师以及家长看中的还是分数、升学率，而不是培养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独立思考、独立发现问题和探索问题的能力。 　　（二）学校行政化阻碍教育发展 　　在高校，创新型人才的任用情况让人忧心忡忡，排资论辈现象严重，忽视真正人才的力量。在我国教育体制中，最大的弊端是教育体制行政化。教育的行政化体现在把学术机构纳入到行政机构管理中，所以学术在这种行政化的大氛围下就限制了其自由化。而教育的本质是培养人才，这种人为的干涉教育无疑禁锢了学术的自由发展。其次，行政化导致了本来追求卓越学术的教授们也一味地追随权利，崇尚权利。 　　（三）集权式管理阻碍创新人才发展 　　教育集权式管理严重阻碍了创新型人才的发展。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陆续出台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等文件，在教育改革上体现了学校自治，校长负责制。就其创新人才培养这一问题，中国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并未作出突出的贡献，随着高校行政权利的介入，如专业设置、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