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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学术在秦统一中作用 　　【内容摘要】战国中期以后，秦国要统一六国，必须解决好“富国强兵”“君臣关系”以及“政权运作”等三个重大问题。秦国通过吸收和整合诸子学派中的相关学说，并结合自己的实际，有效地解决了国富兵强、君臣关系以及政权运转等重大问题，推动了统一大业的完成。 　　【关 键 词】富国强兵；君臣关系；政权运转；统一。 　　【作者简介】陆青松，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先秦史。 　　 　　秦统一六国取决于强大的军事实力、殷实的经济基础和国家机器的高效运作。秦国不仅要实现“富国强兵”，还必须保证政府的高效运转，以便最大限度地集中人力物力进行统一战争。此外，君臣关系处理的好坏影响着国家机器的运转。本文试图以“学术与秦统一的关系”为切入点，来探讨秦国如何吸收诸子学说和付诸实践，为秦国的统一大业服务的。 　　 　　一、富国强兵的内涵及其实践 　　 　　“富国强兵”是秦进行统一战争的物质基础，实现“富国强兵”要调动秦国的民众耕战。诸子学说中的“义利观”和“刑名”理论，经过法家改造之后，在调动秦国民众力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富国强兵的内涵。作为法家学说的中心内容――“富国强兵”，其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富国强兵”是保证国家稳定和强大的基础。国家只有实行了“富国强兵”的战略国策，才能“夫王者，能攻入者也；而安，则不可攻也。强则能攻入者也；治，则不可攻也。治强不可责于外，内政之有也”[1]。国家富足，军队强大，才能赢得战争的胜利，只有赢得战争胜利才能获得更多的土地，国家才能称王于天下。二是发展农业生产是实现“富国强兵”的基础。国家富裕的标志是粮食：粮食不仅是人民生产生活的必需品，而且也是战备物质，“是以先王知众民、强兵、广地、富国之必生于粟也”[2]。因此，国家经济的只有大力发展农业，国家才会富足。三是要实现富国强兵，必须实行“耕战” 政策。人民只有通过务农才能富足，只有通过战争才能避免伤害，只有通过耕战才能称王，“能越力于地者富，能起力于敌者强，强不塞者王”[3]。而不积极实行耕战，国家就会衰退，甚至灭亡。耕战的具体做法即《管子》中明确提出的“作内政而寓军令”[4]。此一措施能够达到两个目的：一是生产与战备双管齐下，快速实现“平时”与“战时”体制的转换。二是促进人们相互了解，战时团结一致，有助于战斗力的提高。 　　2.民众力量的调动。要实现富国强兵，必须调动民众的力量。诸子学说中的“义利”观和“刑名”理论，为调动民众力量提供了思想武器。 　　儒家认为，义是应当、适宜、合适的行为方式，包括道德规范和道德要求。“义，人之正路也”[5]。“利”是指个人去刻意追求的东西，是不应当、不适宜的行为方式。儒家认为对利的追求与获取，要受义的制约，必要的时候应因“义”而放弃“利”。墨家主张以利为先，义利并重，把是否“中万民之利”作为评价人的行为善恶的标准，“若事上利天，中利鬼，下利人，三利而无所不利，是谓天德”[6]。对人有利的，就是善，应加以“善名”；对人有害的，就是恶，应加以“恶名”。法家在批判地吸收了儒墨两派“义利观”的基础上，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视为一种利害关系，从战争的现实需要，把能否为国耕战作为判断社会行为的价值标准。为了提高民众在耕战过程中的积极性，要用名与利对耕战之民众进行奖赏，“夫耕之用力也劳，而民为之者，曰可以得富也；战之为事也危，而民为之者，曰可以得贵也”[7]。 　　奖赏是获得“利”的途径之一，有赏就有罚。赏罚的标准是“循名责实”，即根据个人所处的地位（名），来考核其所应负的责任（实），以保证有功则赏，有过则罚。“循名责实”是先秦法家名学的中心内容，其理论来源于孔子等人的正名思想和道家的“刑名”理论。 　　孔子认为为政的当务之急是“正名”，“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8]。使民有序，必须要兴礼乐，中刑罚。“正名”就是要规范统治秩序。由儒家的“正名”思想与道家的天道观融合而成的道家“刑名”理论，用自然法则的形名关系来证明人类社会的名实关系。作为自然法则的体现，人类社会的各种规章制度要有相应的名称和内容。道家宣扬“抱道执度”和“循名复一”，其实质就是以法治国。社会是复杂的，法的标准却是划一的，执“法”能驭彼之多，才能“循名复一”。 　　法家把儒家和道家的“刑名”之学由政治秩序发展成为一种统治方式。因为政治秩序主要用法来维护，故法家强调“循名责实”。“正名”得到强有力的保证之后，“循名责实”得以实现，赏罚标准确立，民众从事耕战的积极性就被调动了起来。 　　3.富国强兵在秦国的实践。在法家“富国强兵”思想的指导下，秦国执行了类似“作内政而寓军令”的做法――什伍连坐制。这一制度在秦献公时就已施行，“（秦献公）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