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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民族视角经济研究 　　本文提出把民族作为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或民族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民族生存的自然环境和民族认同的文化特质构成民族概念的内在规定，并呈现为民族经济生活自然差异和文化差异二重性。把握民族经济生活差异二重性是建构学科理论框架的关键。 　　关键词：民族经济差异二重性分析框架 　　作者王文长，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地址：北京市，邮编100081。 　　 　　20多年来，民族学与经济学合演了一曲二重奏，但迄今流传未广，甚或质疑之声不断。究其原因就在于中国少数民族经济或民族经济学的理论研究还未能找到得当的分析框架和工具，因此未能有说服力地演绎学科理论的逻辑关系。对一些最基本的问题的澄清仍是学科建设的基础工作。 　　 　　一、问题的提出及研究的依据 　　 　　（一）从民族的角度研究经济是否可能 　　抽象的人类经济行为是经济研究的主题，经济人一直充当着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言人，高举着抽象分析的旗帜，推动经济分析数量化的潮流。在这种形势下，具体的有鲜活个性的人是否还能生存?民族角度的经济研究是否可能?这既是对传统的挑战，同时也是对提出问题自身的挑战。 　　民族经济的提法是存在的。但为人们所熟悉的内涵反映的是欧洲传统，民族经济是从民族国家、国民经济的角度提出，国家被作为分析的基础框架，主体明确，边界清晰，不证自明。民族经济直接以国民经济出场，提法本身并不涉及国内不同民族经济的差异，差异只在国际之间的比较中呈现。 　　中国的传统与欧洲的传统迥然不同。中国是多民族统一的国家，这样，民族经济从多民族统一的国家中提出，情况便有很大的不同。在一个多民族统一的国家中，一方面，各民族体整合为统一国家的新整体，在国际关系中以国民经济的整体利益出现；另一方面，各民族体的自我认同仍然存在，在国内民族关系中以民族差异和民族个体的利益出现。因此，一旦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内部提出，民族经济便已游离于欧洲传统的国家框架之外而指向具体的民族存在。 　　那么，能不能从具体民族的角度切入经济研究的领域呢？其实一百多年前类似的问题便已经提出来了。1895年5月，马克斯?韦伯在就任德国弗莱堡大学国民经济学教授时发表的题为《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的就职演讲中认为，东部德国的人口除了在社会分层上区分为农民和“容克”以外，还有第三种差异，就是民族性的差异。两个民族在心理与体质上的差异使他们对经济和社会条件的适应能力不同。哪个民族更能够适应既定的经济和社会条件，哪个民族就能获得胜利。政治经济学一旦涉及价值判断，就必然受制于人类的某一特殊族系，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斗争从不停歇。同一年，法国的社会学家迪尔凯姆在《社会学方法的准则》中认为，种族的特征属于生理和心理的范畴。如果心理现象能够有效地影响社会，发生他们具有的因果效用，则社会生活就应该随着种族特性的变化而变化。但是，我们还从来没有发现一种社会现象是完全依存于人种的。因为心理因素不能决定社会形式，所以它就不能解释任何一种社会形式。 　　迪尔凯姆和韦伯的学术智慧和探索精神都是无可置疑的，但判断却是如此的不同，使我们无所适从。不过，我们倒是可以借用迪尔凯姆的探索精神来反省迪尔凯姆的立论。“既然存在着一门关于社会的科学，我们就应该希望这门科学不应是对传统偏见的简单复述，而应使我们以不同于常人的眼光来看待事物，因为凡是科学，其目的都在于发现，而凡是发现，都要或多或少地动摇既有的观念。”迪尔凯姆社会学方法的准则就是社会事实。那么，民族的存在作为一种社会事实，是怎样存在和生活的呢？与具体生活环境相联系的民族生存方式并逐渐认同的民族利益与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到底发生了什么关系？这是我们接受迪尔凯姆的社会学方法准则时必然思考的。当然，这是倾向韦伯立场的思考，即倾向于经济生活中存在民族差异的思考、可能从民族的角度研究经济的思考。问题是，无差异的经济理论能否解释不同民族间经济生活的差异？民族间的经济差异根源于何处？民族特点是怎样反映在经济生活中的？这些问题的提出虽然增加了韦伯立场的压力，但恰恰表明从民族的角度研究经济的理论空间的存在，为从民族的角度研究经济的可能性提供了资源。 　　 　　（二）从民族的角度研究经济是否必要 　　不管人们如何去定义民族概念，或解构或建构，民族的存在是一种基本社会事实。民族的发展，特别是在经济方面的发展是民族存在的基本要求。这种要求是与经济生活中事实存在的民族差异相关联的。经济生活中事实存在的民族差异除了通过各种形式呈现出民族特色之外，更为突出的是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民族利益的实现状况成为民族经济基础的要素，表现出与民族分布地理格局相关的经济发展差距。民族间经济发展差距成为民族发展差异的特殊形式和民族差异的负面现象。如中国的民族分布与民族发展总体上呈现出这样的格局：少数民族主要聚居在西部高原、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