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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主流媒体对重庆大轰炸报道分析 　　摘要：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38―1943年对重庆大轰炸的相关报道为话语文本，运用传播学的理论分析框架，从媒体的“议题设置”功能出发，对媒介文本的内容进行分类和量化分析，从报道量，报道内容和报道走势三方面，探讨该报重庆大轰炸报道的新闻理念及运作实践，从一个侧面考察二战期间西方主流媒体上的中国抗战首都重庆形象。 　　关键词：《基督教科学箴言报》；重庆大轰炸；报道分析 　　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09)01-0170-10 　　 　　抗战时期的重庆是国民政府的陪都，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也是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家在远东和中国战区的指挥中心。从1938年2月18日到1943年8月23日，日本军国主义者对重庆及其周边地区进行了长达五年半的惨无人道的无差别轰炸。此间，日军使用过所谓“战略轰炸”、“政略轰炸”、“地毯式轰炸”、“疲劳轰炸”、“密集轰炸”、“月光轰炸”、“消灭最高政治机关”和“直接空袭市民”等种种暴行，使重庆人民的生命财产和重庆城市遭到空前浩劫。据重庆市人民政府防空办公室编《重庆市防空志》的统计，“在五年半的时间里，日机出动飞机9 166架次，轰炸重庆203次，投弹17 812枚，炸死市民11 178人，伤市民12 856，毁房屋17 452栋又37 182间。”重庆大轰炸期间，西方主流媒体纷纷聚焦重庆，《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也全程追踪报道了这场重大灾难。 　　 　　迄今为止，国内外学术界对《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重庆大轰炸报道尚无专题研究。本文选择1938至1943年该报重庆大轰炸报道的74篇全文文本，以及同期1 513条重庆相关文章标题为分析样本，对报道内容进行分类和量化分析，从报道量、报道内容和文本话语三个方面，探讨该报重庆大轰炸的报道特征及其所建构的战时重庆形象。 　　 　　一、报道基调与样本统计 　　 　　《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以下简称《箴言报》)由基督教科学派教会(Christian Science)创始人玛丽?贝克?埃迪(Mary Baker Eddy)夫人于1908年在美国波士顿创办。以“不伤害任何人，并帮助全人类”为宗旨，《箴言报》自创刊以来抵制黄色新闻，不做细节渲染，较少刊登广告。虽然报名和出版商都带有浓重的宗教色彩，但报纸并不以宗教为内容，而是关注政治、经济和科技等方面的严肃新闻。历史上，《箴言报》曾七次获普利策奖，是美国第一份真正意义上的全国性大报，也是美国最具影响力的七家日报之一。 　　《箴言报》“特别关注事件背后的故事”，对新闻报道也坚持独立性。和其他追求事实报道的报纸相比，《箴言报》对如何解决事件更加关注，它较早采用“解释性报道”，提供新闻背景，阐明来龙去脉。报道的目标是“赐福”而不是“伤害”，报纸的使命是“帮助人类提供拯救自己的工具”。该报大概90％的读者属于美国中上层知识分子和国际研究人员、国会和政府官员等精英阶层。据称，美国总统每天阅读五种报纸，其中有一种便是《箴言报》，90％以上的参议员和众议院订阅《箴言报》。 　　 　　作为一份主流严肃大报，《箴言报》所提供的国际新闻报道和高质量的评论在全球影响最广，此类内容要占所有版面的一半以上。在国际报道方面，该报并不主要依靠通讯社服务，而是在世界上11个主要国家和地区派驻自己的记者和撰稿人，注重对一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作长期和全面的评估，其中对发展中国家的报道是该报的专长，例如对那些关于饥饿、人口压力、国家纠纷等事务，该报都投入很大热情。 　　《箴言报》有关注中国报道的传统。早在创立之前的1907年，著名记者William E，Curtis曾经采访该报创办人埃迪，并被其对中国局势的了解所震惊，称赞她有“绝妙的洞察力和对中国社会、政治和经济状况有着深刻的理解”。二战期间，《箴言报》派驻重庆报道的主要通讯员之一、冈瑟?斯坦因(Guenther Stein)也曾被当时中国驻美国大使Hollington Tong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箴言报》对重庆大轰炸的报道，典型地体现出该报一贯秉承的新闻理念和实践。 　　 　　(一)新闻消息来源 　　文化研究的泰斗斯图亚特?霍尔在分析电视节目时强调，生产建构了信息，新闻消息来源可以决定如何从自身组织角度来诠释事件的真相。1938―1943年之间，《箴言报》关于重庆大轰炸的新闻来源主要有三个：一是本报驻中国记者的消息和通讯(主要发自重庆和上海)，二是本报专栏作家的通讯和社论(主要出自Randall Gould、Guenther Stein和Hugh Deane等手笔)，三是采购美联社的消息(有关重庆大轰炸的最新消息)。《箴言报》自己的采编人员和专栏作者常常是训练有素的国际问题专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