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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义利礼法关系历史建构及其当代意义 　　〔摘要〕 中国传统诸子的义利观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性,它们在本质上具有“义利合一”的社会价值取向。从一般意义上来说,传统社会的“义利之辨”的最终目的是通过“义”的确立来设定个体利益获得方式的评价标准。“义”是社会交往的抽象原则,而“礼”则是“义”的具体化。“礼”是通过“分”来实现的。将“礼”的规定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加以公布即是“法”。在传统社会中,“礼”相对于“法”来说具有指导性地位。“礼”与“法”实质上是对“利”的一种调整机制。“义#8226;利#8226;礼#8226;法”关系的历史建构与展开对于当代中国的道德与法律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义利合一 义 利 礼 法 历史建构 　　〔中图分类号〕 B82??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1539(2009)06??0054??05 　　 　　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儒、道、法、墨等主流学派的“义利观”具有一定的差异性,但从其本质内涵来考察,各学派的义利观都蕴含着“义利合一”的价值原则。“义”与“利”在“礼”与“法”中获得其具体性和客观性,“礼”与“法”则通过“分”的中介,分别以“德得相通”的道德文化设计原理来维护“义中之利”,以“罪罚相连”的法律文化设计原理来否弃“义外之利”。 在当代和谐社会语境下,“义#8226;?├?#8226;??礼#8226;法”关系的历史建构对于当代道德与法律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义利之辨”与“义利合一”价值观主导地位的确立 　　 　　朱熹曾认为:“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朱文公集》二十四卷)。事实上,义利之辨不仅是儒家的主要哲学命题,更是中国传统诸子百家的根本出发点。从中国思想史的角度来看,义利之辨为中国古代政治法律伦理的生成提供了核心资源,以至于古代所有理论学派都要对这一问题予以关注,提出自己的主张。 　　儒家创始人孔子认为:“君子义以为质”(《论?┯?#8226;??卫灵公》);“君子义以为上”(《论语#8226;阳货》)。“义”被视为君子的内在价值与固有本质,从这个意义上说,“义”的价值要优先于“利”的价值。孔子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8226;里仁》)为儒家学派确立了“重义轻利”的价值基调。继孔子之后,孟子进一步阐发了儒家的“重义轻利”观。孟子说:“鸡鸣而起,孳孳为善者,舜之徒也。鸡鸣而起,孳孳为利者,跖之徒也。欲知舜与跖之分,无他,利与善之间也”(《孟子#8226;尽心上》)。孟子认为,如果后义而先利,势必会引起人们之间的冲突和争夺,乃至国灭君亡。所谓“为人臣者怀利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利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终去仁义,怀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孟子#8226;告子下》)。荀子也认为:“上重义则义克利,上重利则利克义。故天子不言多少,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丧,士不通货财”(《荀?┳?#8226;??大略》)。这也充分体现了儒家的“重义轻利”思想。总之,在儒家看来,义是人立身的根本,道德价值高于物质利益,精神需求比物质需求更为有益,提倡“义以为上、见利思义、以义制利”等道德?┰?则。?? 　　与儒家相反,法家在义利观上的特点是“重利轻义”。管仲曾提出:“仓禀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8226;牧民》),明确指出了“利”对“义”的决定性意义。后来的法家更是表现出一种功利主义倾向。商鞅认为,为了达到功利目的,大可不必拘泥于道义,“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商君?┦?#8226;??更法》)。韩非子则根据社会变迁的事实分析对“义”进行了完全的否定,所谓“仁义辩智,非所以持国也”(《韩非子#8226;五蠹》)。在法家看来,人们都“不免于欲利之心”(《韩非子#8226;解老》),“利者,所以得民也”(《韩非子#8226;诡使》),“利之所在,民归之”(《韩非子#8226;外储说在上》)。但仁义不仅不能禁止现实中恶的力量,而且也破坏了自食其力的原则,追随仁义的结果会使赏罚不分,是非不定。因此法家攻击儒家的“先义后利”、“以义制利”等思想。仁义道德不仅对治国无益,反而有害。行仁义的最终结果不仅不利于国富民强,反而使国家贫穷没落。因此,为了国富民强的“利”就必须放弃和改变“义”,从而使“义”最终从属于“利”。 　　道家崇尚“自然”、“无为”,认为“义”的出现是社会倒退的结果,因而表现出“绝仁弃义”(《老子》十九章) 的思想倾向。老子说:“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老子》十八章)。“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老子#8226;三十八章》)。庄子排斥仁义的观点更为鲜明,甚至将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