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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义勇为致人损害法律经济分析 　　［摘 要］我们应对见义勇为行为作严格的法律界定，真正意义上的见义勇为致人损害不应承担法律责任，这是“效益原则”的必然选择。 　　［关键词］利益最大化 利他主义 效益 　　［中图分类号］DF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489(2008)02－9－03 　　 　　一、问题的提出 　　 　　案例，罗某伙同胡某驾驶摩托车，抢夺妇女李某的金项链后逃逸。市民张某闻讯驾驶轿车追至立交桥上时，与摩托车发生碰撞，罗某左小腿被截肢，胡某身亡。罗某及胡某家属要求法院以故意伤害罪追究张某的刑事责任，并索赔五十六万余元。法院一审认为，张某追赶的主观意图是将嫌犯扭送公安机关，其行为是合法正当的。张某最终被判无罪，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该案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争论。有人认为：见义勇为不应该承担刑事及民事责任。大多数情况下，见义勇为者都不是故意伤害犯罪分子，只是在紧急的情况下为之的。见义勇为者是在保护国家和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不是为了自己的私利。法律的根本目的是维护社会的正常秩序，倘若要见义勇为者承担法律责任，那么他们阻止犯罪的行为就会受到制约。因此，见义勇为是不应该承担责任的。也有人认为：见义勇为应该承担刑事及民事责任。我国现行法律赋予公民对违法犯罪行为采取私力救济的权利空间是有限的，任何人的行为都不得超过这个界限，即使从情理上看是合理正义的行为，也不能超出法律约束的范畴，犯罪分子同样享有生命健康权。张某不应该以暴制暴，采取不恰当的近距离逼堵方式酿成悲剧。 　　 　　二、见义勇为的效益分析 　　 　　(一)利他主义者同样是追求效益的“理性主体” 　　经济分析法学把构成社会的各个主体的行为定型化，假定每个主体都是有理性的，即都是试图使自我利益极大化，并尽量减少代价和损失。所谓“自我利益极大化”，就是假定行为主体对自己的行为总是有价值判断(估价)的，而且各个行为主体在选择行为时又总是选择他们所认为的价值较大的行为，即对自己更有利的行为。谋求自我利益极大化的理性主义主体，简称“理性主体”。在这个假定中蕴含着人类行为的心理结构和行为规律。但是，理性主体的假定或经济人的假定导致人们的主要动机是追求个人利益，这并不意味着把所有的人都刻板的描绘为极端自私自利的人。自我利益并不等同于夏洛克般的自私自利，因为一个人的需要与自我满足还会包含着他人的幸福，有的人就是把帮助别人、关怀邻里、关心社区、投入慈善事业作为自己最大的兴趣和利益。对于利他主义者而言，能够弘扬正义，净化社会空气，会给他带来极大的成就感、使命感，会带给他很大的满足。“人并不是受相互灭绝的愿望所支配的恶魔；这种论证――仅以适度的生存目的为假定前提，就必须有基本的法律和道德规则，一定不要和一种虚假的观点等同起来，这种观点就是人们绝对自私自利，对其伙伴的生存和福利缺乏无私的兴趣”。理性是一个经济学概念，而不是道德概念，也就是说，是合算与不合算的概念，而不是善与恶的问题。所以，见义勇为者也是符合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模式的，也是追求自身效益极大化的“理性主体”。由此可见，利他主义者(包括见义勇为者)是有理性的主体，有着自己的价值追求，只不过他们的价值标准是非同寻常的，是高尚的，建立在造福他人、造福社会、为构建和谐美好的社会敢于挺身而出并富有牺牲精神的崇高理想上。利他主义者的利益和全社会的整体利益是统一的，这样的“追求自身价值”的理性主体永远是我们社会的宝贵财富。 　　(二)权利的合理界定和分配 　　五十六万元的损失赔偿，一方面可以认为这是由见义勇为者造成的，因为如果没有见义勇为也就没有了损失；另一方面也可以认为是抢夺者造成的，因为如果抢夺者不实施抢夺的行为，那么损失也不会发生。由此产生的问题是：这五十六万元是不是可以认为是由见义勇为者和抢夺者共同造成的损失呢？见义勇为者是否对损失有一部分责任，是否应当赔偿抢夺者的“损失”？ 　　1?钡谝桓龉?式 　　按照“汉德公式”分析过失责任的经济逻辑：如果被告实际采取预防措施的负担小于由侵权事件引起的、由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加权的数额，那么该被告就犯了过失罪。用公式表示，就是：B＜PL(B即被告防止致害事故的代价，P即预期事故的可能性，L即预期事故的损失)。预防措施的负担是避免侵权事件的代价，由侵权事件的可能性加权的损失是预期的成本代价，即预防措施可能避免的代价。如果付出一个较小的代价能够避免一个较大的代价，效益原则就要求付出这个较小的代价。 　　我们看案子的具体情形：B(实际付出的代价)在该案中就是意味着低速追赶而有可能使犯罪嫌疑人脱逃，P(事故发生的概率)意味着犯罪嫌疑人在被追捕中发生不测的概率，L则意味着嫌疑人发生不测。加大B意味着进一步放松对犯罪嫌疑人的追捕，减少B则意味着尽可能地快速追捕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