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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量刑建议权价值基础 　　摘 要：量刑建议权作为检察机关行使公诉权的一部分，有其独立的价值，能为审判监督奠定基础，从而对保障司法公正起到一定的作用。从对量刑建议权的价值基础入手，解读量刑建议权的本体价值和目的价值，为进而探讨量刑建议权的科学配置抛砖引玉。 　　关键词： 量刑建议权；价值基础；正义；效率 　　 　　所谓量刑建议权，是指公诉人在出庭支持公诉的过程中，在指控被告人的行为构成何种罪的同时，综合考虑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性质、情节、对社会危害程度、刑事政策以及相关案例，代表检察机关依法建议、要求审判机关对被告人处以某一特定的刑罚，对刑种、刑期、罚金数额、执行方法等方面提出尽量具体的要求的权力。量刑建议权作为检察机关行使公诉权的一部分，同刑事诉讼程序中的其他权力设置一样，有其独立的价值。刑事诉讼从整体上应当实现的价值目标有两点――正义和效率，因而考察量刑建议权的设置，也必须从它在整个刑事诉讼中是否具有正义和效率这两个价值来进行分析。 　　 　　一、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量刑建议权的本体价值解读 　　公诉人在刑事诉讼中有效行使量刑建议权，有助于形成公正的刑事裁决，实现刑事诉讼目的追求的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这是对量刑建议权价值的本体考量。 　　第一，量刑建议权有利于发挥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和制约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是防止可法腐败的一种有效途径。人民法院作为我国的法定审判机关，具有唯一的定罪量刑权，任何人未经人民法院判处，不得确认为有罪，也不得被处以刑罚。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一个现实：那就是，我国刑法在量刑体制上采用的是相对不确定刑，而且即便是法定刑本身也有较大的灵活性：多种刑种并存，同一刑种法定刑幅度太大。法律规定的量刑幅度越大，个别公正实现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因为较大的量刑幅度为实际上千差万别的同罪名案件之间实现结果上的区别提供了较为充分的空间。但是法官的量刑裁量权是一种权力，是权力就会有权力所共有的性格。孟德斯鸠的结论已成为对权力的经典评价：“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1]权力导致腐败，权力始终存在着被滥用的可能。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过大，权力膨胀，而法院队伍素质亟需提高，对其缺少足够的约束和制约，致使大量的裁判不公，不当的案件屡屡出现。法官的裁量权是一种司法上的权力，这种权力更需要约束和监督，因为“司法的腐败是最大的腐败”。 　　在刑事审判中，法官经过庭审过程中的指控、向被告人发问、质证、辩论等一系列过程，最终会对案件有一个自己的判断。如果法官认为公诉人指控的被告人的行为确实已构成某种犯罪，那么他就要在公诉人的请求下根据实体法的规定认定罪名成立；在此前提下，法官即可以在规定此罪名的条款中找到关于量刑幅度的规定，在法定的量刑幅度内决定被告人的刑种、刑期、执行方法等。也就是说量刑是法官的自由裁量行为。法律之所以规定法官的自由裁量行为，是建立在对一般公正和个别公正的辩证关系的认识的基础上的。法律明确规定的没有裁量余地的事项体现了立法者对法律所裁判的对象的总的评价。而刑事审判的对象是人的行为，人是复杂的，其行为也是多变的，任何法律都不可能完美精确到其规定可以涵盖所有案件中可能出现的一切具体情况的程度。“某个法官在某个具体案件中将判决什么，在实际事实中，要依许多情况而定。对所有这些情况都加以调查实在是办不到的。……具体案件的所有特点――法官的品性、性情、生活哲学以及身体条件，对因果连锁的真正理解来说，确实是重要的。”[2] 　　考察我国刑法分则中关于各个罪名的犯罪构成和刑罚的规定即可以看出，由于刑法对刑罚所规定的幅度较大，因而在量刑环节上，我国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也较大。在这种情况下，增加法官量刑活动的透明度就显得十分必要了。正义不仅要实现，而且要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法官对案件做出的刑罚裁决，应当适当，并且应当让人们知道它为什么是适当的。如果人们能理解程序及判决理由，他们就更有可能接受解决其争执的判决。法院就根据理性的规则和原则以及听证或审理时提供的理由以明白晓畅的语言作出判决。由公诉人在法庭审判中提出量刑建议并阐明理由，法官对公诉人的量刑建议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如果法官接受了公诉人的量刑建议的话，那么说明他也接受了公诉人产生量刑建议的理由；如果法官没有接受公诉人的量刑建议而是做出一个内容不同的刑罚裁决的话，法官在这种情况下就有必要向公诉人和公众说明其没有采用公诉人的量刑建议而是做出一个不同的判决的理由。这样，诉讼参与人、社会公众就可以对法官产生这种判决的理由和产生它的背景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如果它是公正的，那么它的公正也就让公众更容易理解、更容易接受了；如果它是不公正的，诉讼参与人和公众可以看出它的理由是不能成立的，因而它的结果是非正义的和不可接受的，因而可以通过相关程序将这个判决结果推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