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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税收法定主义之法之界定以及在我国完善 　　摘要：税收法定主义是税法至为重要的基本原则，或称税法的最高原则，它与罪刑法定主义一起在近代历史的发展中分别担负着维护人民财产权利和人身权利的重任。它不但构成了法治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从渊源上说，还是现代法治主义的发端与源泉之一。本文旨在从税收法定主义“法”之界定出发，来论述我国现行税法制度所存在的缺陷以及完善的方法，为税收法定主义写入宪法打下理论基础。 　　关键词：税收法定主义 税收法制 立法缺陷 立法完善 　　 　　税收法定主义又称作税收法律主义,简单地理解就是法无明文规定不纳税。[1]作为现代各国税法中最为重要的一条基本原则,税收法定主义的基本内容可概括为:税收的构成要素只能由法律确定；征纳双方的权利义务只能由法律明确规定；没有法律依据,国家不能征税,国民也不得被要求缴纳税款。[2]在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所谓税收法定主义中的“法”，其内涵究竟是什么？是广义上的法律，还是狭义上的法律？对于这个问题，笔者将在下文中做详细的论述。 　　一、税收法定主义之“法”之界定 　　所谓法律，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法律指各种具有法律效力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包括宪法、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等,狭义的法律仅指由最高权力机关通过的法律和具有法律效力的决议。笔者认为，在我国现行的税法体制下，税收法定主义中“法”的内涵，主要指的是狭义的法律，具体论述如下： 　　（一）宪法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自然应当作为税收法定主义的“法”之内涵。事实上，我们应该认识到,产权是整个私权世界的基石,无财产即无人格。因此,体现为对财产权的无偿剥夺的正当性的制度的税法理应受到和刑法同样的重视,而刑法从某种角度则可以作是对人身权的剥夺的正当性的制度。因此,作为税法逻辑起点的税收法定主义,其重要性就类似于刑法中的罪刑法定原则,应该是,也只能是通过宪法方能以确认的基本制度。[3] 　　（二）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规范性文件 　　依据民主原则和法治原则,税收对人民而言表现为将其享有的财产权利的一部分“无偿”地转让给国家和政府,而人民因这一转让而获得要求国家和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权利。因此,以人民同意――人民的代议机关制定法律为前提是税收法定主义的必然要求。由人民通过其代表在立法机关自己决定要负担什么税收,并通过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加以确定,这样的法律才是符合和体现民意的；人民交纳其自愿负担的税款,才是合法的。[4]因此，法律（狭义）当然为税收法定主义的“法”之内涵。 　　（三）行政法规 　　政府作为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是实际上的税收利益最终获得者，也是满足人民对公共服务的需要的实际执行者。倘若仅依其自立之行政法规来规范其自身行为，无疑可能会导致其征税权利力的不合理扩大和其提供公共服务义务的不合理缩小的结果。[5]因此，许多学者认为，在税法领域，全国人大在授权国务院制定相关的行政法规时，其授权仅能限于具体的、制定实施细则之类的行政法规，一般的、空白的授权是无效的，依据此类授权所制定的行政法规自然亦无效。[6] 　　（四）行政规章和地方规章 　　从性质上看，行政规章和地方规章只在行政机关内部发生效力，对纳税人没有直接约束力，故不是税收法定主义“法”之内涵。 　　（五）地方性法规 　　在中国目前的法律体制下，地方税收立法权并没有足够的法律依据。从中国税收实践的具体情况看，短期内也不宜赋予地方完全独立的课税权力。实际上，当前地方有限的课税权力基本集中在地方政府，地方权力机关没有机会参与。笔者认为，与税收构成要件有关的决定权如果下放地方，只能由地方权力机关行使，不能交由地方政府。如果将来条件成熟，地方拥有完全的税收立法权，在尊重中央立法权的前提下，地方性法规可以独立自主地发挥作用。果真如此的话，税收法定主义中“法”的内涵就应该从当前的法律，扩展到地方性法规。[7] 　　（六）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根据《立法法》第66条规定之精神，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在订立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时，可对法律和行政法规为一定的变通，以更适应对少数民族的管理。但变通的范围究竟有多大呢？笔者认为，在涉及国家课税权力的体制结构的问题上不适宜“变通”。变通应只限于对纳税人、课税对象、课税对象的归属、课税标准、减免权、纳税期限等，在不改变税种性质的前提下进行调整，而且调整的方式还不得侵犯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不得违反量能课税和其他税法原则。[8]由此可知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本质上反应的还是狭义法律的精神，可在税收法定主义“法”之内涵中予以忽略。 　　（七）国际条约 　　我们知道，不论是国际公约还是双边协定或多边协定，只有通过域内法确认后，才能对缔约方的具体当事人产生法律效力。由此可知，国际条约的内容也是由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