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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同策略论鸳鸯蝴蝶派自我确认 　　摘要：鸳鸯蝴蝶派针对新文学的批判与指认，做出了一系列应对措施与自我认同策略，由此与新文学形成了复杂多变的关系格局。鸳鸯蝴蝶派一方面通过群体意识的建立，以社团、杂志聚集同志，致力于自身经典化、合法化叙述的建构；同时也试图以模糊新/旧、雅/俗来解构新文学的等级划分，这种模仿新文学的策略，对于拓展其生存空间有着不容忽视的积极意义；此外，新文学对鸳鸯蝴蝶派由初期的断然拒绝到后来的部分接纳，鸳鸯蝴蝶派对被新文学肯定的感激涕零，体现了二者之间复杂的权力关系。 　　关键词：鸳鸯蝴蝶派；新文学；认同；群体意识；权力关系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09)03-0162-04 　　 　　自新文化运动初期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虽然新文学的目标与任务在不断调整，但鸳鸯蝴蝶派始终是其“假想敌”，在“新文学”/“旧文学”、“人的文学”/“游戏的消遣的金钱主义的文学观念”、“进步的大众文艺”/“封建的小市民文艺”等一系列对立中，新文学与鸳鸯蝴蝶派被一次次加以区分，二者的界限逐步划分出来，鸳鸯蝴蝶派的形象慢慢被勾画、明晰起来。那么，作为被新文学指认对象的鸳鸯蝴蝶派究竟采取了怎样的应对策略?显然，鸳鸯蝴蝶派的命名界定与形象建构，除了新文学的指认，其自身认同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新文学权力的确立，并不仅仅是通过它自身的强力推行而达到的。正如葛兰西所说，霸权结构中的支配与被支配并非决然对立的二元关系，而是具有平衡性、互动性、间接性的关系特征。作为不断被指认的对象，鸳鸯蝴蝶派经历了在调整中进行认同和应对的过程，由此与新文学形成复杂的互动关系。 　　从居于文坛中心位置到接受新文学的等级划分，从自诩“不朽之篇”、“醒世之用”到以“旧派”、通俗定位，鸳鸯蝴蝶派明显经历了一个蜕变的历程。新文化运动初期，在提倡再造新文明、改造社会的“新文学”观照下，新文化阵营对民初黑幕与言情小说进行了严厉批判，将之视为旧思想、旧意识的代表。批判所及的作家作品都被纳入“鸳鸯蝴蝶派”这一旗帜之下，二者界限由此开始划分。但这些批判几乎没有引起“鸳鸯蝴蝶派”作家们的任何反响，因为此时他们掌握着众多发表阵地，拥有无数读者书迷，并且拥有道德优越感，对新派人物行为举止多有指责讽刺，如程瞻庐的《新旧家庭》中留学生出身的新式教师赵先生，在讲台上满口“德谟克拉西”、“劳工神圣”、“男女平权”，实则可以为一个铜板而敲打车夫，在家异常惧内。 　　迫使鸳鸯蝴蝶派作家直面新文学群体的是市场问题，作为以卖文为生的职业报人与作家，产品销量为其命脉所系。民初鸳蝴小说读者，很大一部分是青年学生，按恽铁樵推测：“弟思一小说出版，读者为何种人乎?如来教所谓林下诸公其一也；世家子女通文理者其二也；男女学校青年其三也。”新文化/新文学刊物的影响有一个逐步扩大的过程，1918年《新青年》杂志销路还不太好，鲁迅1月4日致许寿裳信中说：“《新青年》不能广行，书肆拟中止。”但过了一年，《新青年》、《新潮》销路增加，影响扩大。随着新文化影响逐渐扩大，各地新文学/新文化社团纷纷成立，新文化书刊纷纷出版，书刊能起到标识身份、划分群体的文化标签作用，阅读《新青年》、《新潮》等鼓吹新文化的杂志成了“新青年”的身份标志。 　　鸳鸯蝴蝶派市场明显受到冲击，1920年，鸳鸯蝴蝶派老牌杂志《小说月报》在销量不景气的情况下，被迫进行半革新。主编王蕴章希望“应文学之潮流，谋说部之改进”，设立“小说新潮”栏目，请沈雁冰等撰稿，但主要仍是程瞻庐、周瘦鹃等人的译作与创作。半革新后的《小说月报》销量仍步步下降，到第十号时，只印2千册，连成本都不够，这无疑是促使商务印书馆决定全面改革《小说月报》的一个重要因素。1921年，沈雁冰接手《小说月报》，将已买下的林译小说与周瘦鹃等人作品弃之不用。鸳蝴文人失去了一个经营10年之久的发表阵地，导致他们对新文学的攻讦，袁寒云、胡寄尘等在《晶报》、《最小报》上发表一些冷嘲热讽并涉及人身攻击的文章，如袁寒云讽刺改版后的《小说月报》不但没有阅读的可能，连包酱鸭的资格也没有，因为“印的字，太臭了些”，将新文学对他们的批判视为因饭碗问题而生出“同行嫉妒”。 　　鸳鸯蝴蝶派最初的反应显得有些近似谩骂，随着新文学批判逐步展开，界限渐渐明晰，他们也在调整自己的应对策略。首先是群体意识的建立。在组织方面，民初作家之间的关系一般较为松散，彼此交往有很大地域因素，他们多为苏州、扬州与常熟人，同乡之间彼此提携，小说、文集出版时，互相题名、作序、写评以及吹捧推销的广告词，徐枕亚成名后就热衷于为别人作序题名。由于相似的文人情趣、气质和思维方式，因文字交往而形成相对固定的人际关系网络。但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宗旨或声称什么派别，虽有一些作家是南社成员，但更多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