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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定曹操墓证据辨析 　　2008年12月，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对河南安阳县安丰乡西高穴村一座古墓进行发掘。2009年12月27日，河南省文物局在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经专家研究，基本认定此墓即为文献中记载的魏武王曹操高陵。发布会公布了六大证据。我们认为，仅凭这些证据还不能“基本认定”。 　　曹操于公元155年生于毫州(安徽毫县)，在东汉任魏王，兼任丞相；在建安二十三年(218年)曾发布建造陵墓的“令”。《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载：“六月，令曰：‘古之葬者，必居薄瘠之地。其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周礼》家人掌公墓之地，凡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后，汉制亦谓之陪陵。其公卿大臣列将有功者，宜陪寿陵，其广为兆域，使足相容。’”曹操此“令”，应该说是个“遵古”的令，其寿陵与陪陵的整体规划，规模宏大(“广为兆域”)。 　　曹操发布此“令”后，直至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正月去世，其间只有18个月，且战事不断，还不顺利。应该说他没有时间与精力来贯彻实施建造“寿陵”之“令”，也没有文献记载证明贯彻实施了此“令”。据《魏书?武帝纪》载：曹操临死前，“遗令曰：‘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葬毕，即除服。其将兵屯戍者，皆不得离屯部。有司各率乃职。敛(殓)以时服，无藏金玉珠宝。’谥日武王。二月丁卯，葬高陵。”曹操的“遗令”是“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这就直接否定了18月前的“令”。 　　建安十八年(213年)曹操为魏王，定都于邺。邺为古都邑名，春秋时齐桓公始筑城，战国时魏文侯都于此，西门豹曾作邺令，开凿水渠引漳河水灌田。曹操时代的邺城东西七里，南北五里(在今河北临漳县西南的邺镇迤东一带)，城西北隅自北而南列峙冰井台、铜爵(铜雀)台、金虎台。邺城原在漳河南岸，近代漳河南移，邺城故址已隔在漳河北岸，在今临漳县邺镇东一里半(见邺镇位置图)。东魏(533～550年)初年，建造了邺城南城，东西六里，南北八里六十步。大象二年(580年)相州总管尉迟迥讨伐杨坚，兵败，杨坚焚毁邺城。千年名都，即化为废墟。此后，移州、郡及邺县于南45里的安阳城，改置灵芝县。隋开皇十年(590年)，又将灵芝县改名为邺县。 　　元人国史院编修官纳新，在游历考察之后写成《河朔访古志》，该志说：西陵(曹操墓)在邺镇西三十里。从文献记载看，曹魏邺城故址南距安阳45里，曹操墓在西门豹祠西边；从地图上看，安丰乡在邺城故址西南，两地相距(直线距)约24里，距离较近，但与西门豹祠西原的方向不完全相合。 　　古墓发掘工程总负责人说：“西高穴村村民徐玉超曾经挖出了赵建武十一年(345年)大仆卿驸马都尉鲁潜墓志，上面说：‘故魏武帝陵西北角西行四十三步’，它首次记载了曹操墓的具体方位，于是我们才锁定在漳河南岸的西高穴村范围内。”鲁潜墓志的年代，距曹操下葬有123年，相当于经历了五代人，说墓志“首次”记载了曹操墓的方位，记载的依据是什么?值得怀疑。据《魏书?文帝纪》载：曹丕选定首阳山东为自己建造寿陵，而作《终制》，其《终制》曰：“寿陵因山为体，无立寝殿、造园邑、通神道。夫葬也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见也……无施苇炭，无藏金玉铜铁，一以瓦器……咱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亦无不掘之墓也。”《文帝纪》载：曹丕死后，“葬首阳陵，自殡及葬，皆以终制从事”。曹丕的墓葬观与曹操基本相同，“葬”就是“藏”，就是要让世人“不得见”，并且“无藏金玉钢铁”，即让盗挖也挖不到有价值的物品。这在盗墓猖獗、盛行薄葬的曹魏时代，可谓符合情理。曹丕的《终制》在黄初三年(222年)发布，距曹操下葬仅2年多。曹操的葬礼应由曹丕操办，应是“无藏金玉铜铁”及“不得见”的秘密安葬。因此，西高穴墓葬位置，还不能作为曹操墓的依据。 　　公布的数据称：西高穴古墓“规模宏大，结构复杂”，平面略呈梯形，东边宽22米，西边宽19.5米，东西长18米，大墓地面积740多平方米；斜坡墓道39…5米，宽9…8米，最深处距离地面约15米；主要由墓道前后室和四个侧室构成。与陕西临潼的秦始皇陵比较，西高穴古墓显得小而又小。秦汉400多年间，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厚葬高潮”。到了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进入了“薄葬期”。原因是历经多年战乱，导致经济萧条，物质匮乏，失去了厚葬的物质基础；同时，社会治安变坏，盗墓现象严重，自然形成了薄葬习俗。但是，在曹操去世时，薄葬到何种程度，还没有文献与考古发掘的参照系，因此，西高穴古墓的规模，不能作为帝王陵墓的证据。 　　在西高穴古墓中，出土了石圭石璧。《周礼?春官宗伯》载：“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王执镇圭，公执恒圭，伯执躬圭，子执谷璧，男执蒲壁……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周礼?冬官考工记》载：“玉人之事，镇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命圭九寸，谓之恒圭，公守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