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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战争胜利启示 　　1945年抗战结束后，蒋介石拥有的装备精良的正规军达到空前规模的430多万，盟军援助中国抗战的所有优质武器都在国民党军手中。此时，共产党的全部正规军总计127万，其中不少部队武器依旧是土制枪支和大刀长矛；即使属于正规军的主力部队，轻武器十分简陋，重武器严重匮乏。而且，共产党没有一艘军舰和一架战机。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解放战争的结局？ 　　解放战争中的力量变迁 　　从政治层面分析，战争尚未爆发前，国民党政权的执政基础已濒临崩溃。随着抗战胜利的到来，“接收”成为国民党政权所构建的官僚阶层重新掌权的核心内容。“接收”至少包括两方面含义：军事上要与共产党军队拼速度，开赴战争中曾经的沦陷区以及共产党人开辟的解放区；而经济上的“接收”比军事行动更刻不容缓，小到汽车、古董、房产，大到金库、矿山、厂房，敌伪留下的巨额财产谁先贴上封条或抢到手里就是谁的。于是来自政府、军队、行业系统的“接收”机构纷纷冒出，最终连国民政府也搞不清全国到底有多少“接收”机构，空前的资财侵占和侵吞由此开始――正如曾任国民党上海市市长的吴国桢所说，“接收”成了抢夺战利品的一场混战，所有政府的不同机构都被赋予了没有中央监督的接收敌方财产的权力，他们的行为犹如对人民的侵略。本属于国家的财富流入私囊，官僚阶层与他庇护的资本阶层成为社会财富的拥有者和享受者；当时的中国是世界上穷人最多的国家，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因不占有土地，生存基础十分脆弱，城镇人口则因生产不能恢复、物价迅速上涨而民不聊生。以至于连蒋介石都要质问他的军政长官：“收复之后，腐败堕落，不知自爱至此，其何以对地方之人民，更将何以对阵亡之先烈？” 　　侵占国家资财、勾结不法商人、垄断市场贸易、武装走私贩私，以至国民党政权从政府高官到军队将领无一不是富豪显贵。即使在战争进程中，保护私产也被置于军事行动之上。1948年11月初，蒋介石命令位于海州的国民党军第四十四军向徐州撤退。因为华东野战军近在咫尺，本是极端秘密的军事行动，可国民党军队尚未动身，海州的商人就找上门来要求随军撤退。原来国民党军徐州“剿总”司令官刘峙已提前把放弃海州的机密泄露给了在生意上有联系的富商。对此，第九绥靖区司令官李延年感叹道：“刘峙看钱财比国家的事还大，真是岂有此理！这样泄露军事机密，不败如何！” 　　抗战期间出任中国战区参谋长的魏德迈，于1946年7月受杜鲁门总统委托再次来到中国考察，为美国政府是否继续援助国民党政权提供决策依据。魏德迈离开中国前于南京的演讲让国民党高官目瞪口呆：“……我发现不少政府官员将他们的兄弟子侄安置于政府，任职于国营或私?I公司之中，利用职权不顾国家与人民的福利而谋取巨利……”魏德迈对国民党政府官员作出评语：“大多数人的品行是特别表现出贪婪、无能昭著，或者二者俱全。” 　　战争临近尾声时，另一个美国人，美军驻华顾问团团长巴大维给华盛顿写出一份报告，分析国民党政权迅速崩溃的原因，除了军事上的无能、指挥上的混乱外，巴大维触摸到了中国自封建帝制建立后便逐渐生成并由国民党政权继承发展的弊端：“有一点必须明白，那就是在国民政府所有的组织机构中，充斥着中国人特有的家庭、经济、政治等方面的裙带关系。不管一个人多有能力，他决不会仅仅因为是该项工作的最佳人选而获得一个要职，他必须得有后台。从举不胜举的例子里不难看出，这总后台便是委员长本人。他给他在军队中的老关系以足够的支持和信赖，使得他们稳居要职，不管他们称职不称职。这种做法的直接后果，便是在与共产党作战中暴露无遗的荒谬战略和错误战术。” 　　1946年3月，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访问延安，他的随行记者这样描述了共产党的政治中枢：“在延安，党的干部工作时间很长，吃的又很差，冬天还减为一日两餐，吃的主要是小米和青菜。他们在窑洞里，坐在木椅或木凳上，在小油灯的暗淡灯光下进行工作。然而看起来他们并不感到疲劳，甚至在敌人即将大举侵犯时也如此。这一方面是由于他们过着接近大自然的宁静而简朴的生活，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这里的社会中充满同志式的友爱。但更重要的原因还是：他们已经检验了他们的全部理论并使之适用于原始的中国农村以及农民的日常生活，他们感到在人民家里就像在自己家里一样无忧无虑。在延安听到的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人民’……中国人民如何，世界人民如何。‘到人民中去’‘向人民学习’，这些都是口号，但又包含着比口号更深的内涵，代表着一种极深的感情，一种最终的信念。” 　　共产党军队从高级将领到普通战士，没有哪个人有田产、商铺或存款，没有哪个人把发家致富视为人生目标。干部和战士的军装是一样的，生活状态也是一样的，衣服上的补丁都一样多。所有共产党人的理想是：为这片国土上最广大的人民服务，为人民的翻身解放不惜牺牲生命。解放战争中干部的伤亡数量很大，而整理他们的遗物是一件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