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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构与建构文学世俗化意义 　　摘要：“世俗化”具有解构与建构的双重功用：一方面瓦解了以往超验主义的宗教秩序与理想主义的价值秩序，一方面建构了一套新的社会价值体系。从本质论看，“世俗化”过程是一个价值观念转变的过程，个体从超验的秩序与狂欢化的激情中解脱出来，理性精神逐渐成为个人精神的主体，而现实、世俗的生活则成了个体关注的中心问题。价值观念的“世俗化”转向，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就文学艺术而言，“世俗化”思潮推动了文学世俗化进程，从根本上影响了文学的美学风格与发展格局的建构，在确立文学本体审美性、人物主体性，增添文学发展活力，扩充“俗”文学的生态版图等方面都具有不可忽视的“革命性”意义。 　　关键词：文学世俗化；秩序瓦解；文学本体；平民情怀；“纯文学”；“俗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4）-06-0104-05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亚鲁王》的文学人类学研究（13xzw024）”。 　　作者简介：戴海光（1980-），男，湖南隆回人，武汉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铜仁学院中文系讲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历史表明，现代化与世俗化是同步的。既然如此，现代化过程中显示出的“现代性”与世俗化过程中表现出的“世俗性”，二者在内容上肯定存在内在的关联性。这从福柯关于“现代性”内涵的解释中可以找到依据：“现代性的核心是‘理性及主体性’，根本价值为‘自由’，而实质表现为‘世俗化’的、‘祛魅’的过程。”［1］3-7福柯的解释厘清了“现代性”与“世俗化”之间的关系，为我们更好地理解“世俗化”概念提供了基础。实际上，“世俗化”过程是一个“祛魅”的过程，“世俗化被看作现代性转折的重要维度，‘祛魅’之后的现代社会是一个‘世俗社会’，其特征是‘那些终极的、最高的价值，已从公共生活中消失’。”［2］3换言之，“世俗化”意味着以往超验的宗教秩序和理想主义的价值秩序的瓦解，理性精神成了个体精神的主体，个体从超验的秩序和狂欢的激情中解脱出来，而现实、世俗的生活成了个体关注的中心问题。可见，“世俗化”颠覆了以往的社会价值秩序，重构了一套新的价值体系，对社会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就文学艺术而言，“世俗化”思潮推动了文学世俗化进程，从根本上影响了文学的美学风格和发展格局的建构，在确立文学本体审美性、人物主体性，增添文学发展活力，扩充“俗”文学的生态版图等方面都具有不可忽视的“革命性”意义。 　　一、文学“神性”祛魅与文学“本体性”回归 　　在中国文学史上，文学曾获得过非常高的社会地位。曹丕视文章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梁启超认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鲁迅认为文学具有“启蒙民众”、“改造国民性”的重要功用。这些观点虽然从某种程度上夸大了文学的作用，但是从另一个侧面也赋予了文学的“神性”色彩。从文学的历史演变看，20世纪80年代以前，文学被披上了一件“神圣”的外衣：文学是处于国家意识形态“中心”地位的一种艺术，其身上负载着丰富的“政治”隐喻内涵。然而，自1980年代市场化时代到来后，文学逐渐从“中心”滑入了“边缘”。这表现在：作家不再被视为社会的精英，而被视为用文字来编造“故事”的人；作品则丧失了“启蒙”、“教化”的神性，被视为仅仅用来满足读者欲望的文化消费产品。文学的“边缘化”令包括作家在内的很多人痛心不已，甚至有人惊呼“文学已死”。其实，大可不必为此忧心忡忡，这是因为文学世俗化如同社会世俗化一样，都是社会、文化发展的一个阶段而已。从某种程度上说，文学“神性”的祛魅“与其说现在的文学边缘化了,还不如说文学走下了神坛,走出了畸形繁荣,回归到了文学的本位”。［3］89文学本位的回归，这是文学世俗化带来的最重要成果，对文学艺术建构具有深广的意义。 　　一是文学内容从“庙堂”走向“民间”，凸显出平民情怀。文学世俗化反叛了理想主义文学叙事的内容诉求，从而“对自然和社会所作的神秘的、诗学的、艺术的解释被抛弃了，取而代之的是实事求是的描述”。［4］这种转变引起了文学表现内容与叙述视角的变化：文学不再热衷于诠释政治理想、表达“海市蜃楼”般的生活憧憬，而是转向“民间”，关注普通人的琐碎、庸俗、现实的世俗生活，重视个体生存感受、生命体验的叙写，这种写作倾向凸显出一种浓厚的平民情怀。写作观念的变化，引起了文学表现内容的新变，普通百姓的“吃、喝、拉、撒”与“柴、米、酱、醋、盐”等世俗生活成了文学作品描写的对象。因此，不论是在“伤痕”、“反思”、“改革”、“市井”文学里，还是在新写实、新生代等小说中，我们都可以看到普通市民在城市中挣扎的日常生活图景，可以见到凡夫俗子们在欲望泥淖之中滚打摸爬的痕迹，可以读出底层民众在面对工作、生活困境时所表现出的困惑与痛苦，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