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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卞之琳文学翻译思想及其译诗实践 　　摘要：卞之琳是我国著名的翻译家。他立足忠实，辨证地吸取传统的翻译理论，从文学翻译的角度提出了“信”“似”“译”的翻译思想。他指出翻译就是“译”，不该是“创作”；翻译不仅要忠于内容，而且要忠于形式；但是，绝对的、百分之百的忠实是不可能的，文学翻译的艺术性所在，不是做到和原作相等，而是做到在本国语言里相当于原作。他的诗歌翻译很好地实践了他的翻译思想，忠实再现了原作的风姿与神韵。 　　关键词：卞之琳；忠实原则；“信”“似”“译”；诗歌翻译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04(2008)01-0143-04 　　 　　卞之琳(1910-2000)是我国著名诗人、翻译家、文学研究家。几十年来，他不仅在诗歌园地、中外文学研究领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而且在文学翻译，尤其是诗歌翻译方面给人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遗产。他突破传统的翻译理论，根据自己的翻译实践经验，提出了“信”“似”“译”的翻译思想，在翻译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一、“信”“似”“译”的翻译思想及其忠实原则 　　 　　卞之琳长期从事翻译工作，对翻译形成了独到的理论见解。他那自成一派的翻译理论源自于大量的翻译实践，具有极强的可行性，至今对翻译工作仍有现实的指导意义。他的译论内容丰富，涵盖面广，有对翻译标准的探讨，有对传统译论的评论，有对译事之难的分析，有对翻译现象的研究。卞之琳的译论观点可以概括为“信”“似”“译”，他这“三说”的译论观点是建立在对传统译论辨证地吸取、合理地扬弃的基础之上的。 　　众所周知，我国翻译界一直存在着“信、达、雅”，“神似”与“形似”，“直译”与“意译”之争。直译和意译是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中两种基本的翻译方法。在我国，早在佛经翻译时，“直译”与“意译”之争就已有了开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鲁迅、瞿秋白为代表的直译派和以梁实秋、赵景深为代表的意译派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把“直译”“意译”之争推向了高潮。“信、达、雅”说源自严复的译作《天演论》中的“译例言”。严复在“译例言”中感叹译事有三难，即“信、达、雅”。这三难说本来并不是作为翻译标准提出来的，而只是严复翻译实践的体会与总结。但是，它在译界产生了很大影响，逐渐被人们尊为翻译标准，甚至被尊为最高准则。当然，有些翻译家没有盲目地把“信、达、雅”奉为翻译界的金科玉律，他们对这一标准提出了质疑、反对或者修正的意见：同时，他们还根据自己丰富的实践经验，提出了不同的翻译标准，如“神似”“形似”翻译标准。“神似”“形似”说是继“信、达、雅”翻译标准之后引起译界争论的另一热点所在，翻译家们就翻译应该注重“神似”还是“形似”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傅雷在其所译的巴尔扎克的长篇小说《高老头》的序言中把翻译比做临画，提出“舍形求神”这一艺术主张。傅雷的“神似”说被罗新璋纳入了以“案本――求信――神似――化境”四个概念为核心所构建的翻译理论体系，受到我国译界、特别是译学研究中文艺学派极大的推崇。它还被谢天振描述为“开创了中国文学翻译研究的新天地，……是极富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虽然“神似”说得到许多翻译家的赞同与高扬，但是在“神似”还是“形似”这一问题上译界并不是众口一词，而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卞之琳“不赞同国内放论翻译问题者，众口一词把严复的‘信达雅’说当作天经地义，肆言‘神似’‘形似’的短长、争辩‘直译’‘意译’的取舍”。40年代初，他就在西南联合大学的英汉文学互译课上批评了“信、达、雅”，指出“神似”与“形似”、“意译”与“直译”之争是把一个事物辨证统一的几方面对立起来的片面的观点。他在第一堂课上“总是首先破‘信、达、雅’的教条，‘神似’‘形似’的争辩，‘直译’‘意译’的区分”，认为以上三种说法中都只有一字可取：也就是“信”“似”“译”。他进而解释说：“‘信’就是全面忠于原文；神寓于形，文学翻译只能相应，‘似’不能‘即是’；翻译就是‘译’，不该是‘创作’。”由此看来，我们是不是可以说，卞之琳不要信、达、雅，不论神似与形似，也不讲直译与意译呢?非也。卞先生反对的是信、达、雅三足鼎立，神似派与形似派水火不容，直译派与意译派势不两立。他提出以似致信、神形兼备的主张，认为文学翻译应当“尽可能在内容与形式上忠于原著，实际上也就是在本国语言里相当于原作”，强调“文学翻译不但要忠于内容，而且要忠于形式”，因为“内容借形式而表现，翻译文学作品，不忠实于原来的形式，也就不能充分忠实于原有的内容”。在评判严复的“信、达、雅”三字翻译标准时，卞之琳根据自己多年的实践经验提出了新的观点。他从艺术性翻译标准这一层面分析了“信、达、雅”，认为“艺术性翻译标准，严格讲起来，只有一个广义的‘信’字――从内容到形式(广义的形式，包括语言、风格等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