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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聊斋志异研究史上索隐派 　　摘要：问恨生的《聊斋发微》是聊斋研究史上的第一部专著，将《聊斋志异》全书的内容分为“悲种”、“愤势”、“嫉富”、“贱士”、“尚侠”五例。其中“悲种”为全书之主脑，其他四例皆由此生发。《聊斋发微》有着明显的“索隐派”作风，将《聊斋志异》中的狐视为胡，认为书中的鬼狐与人的恋爱传奇隐喻着蒲松龄的反清思想。《聊斋发微》的主要观点是不值一驳的，其错误产生的根源在于作者的民族偏见与相关知识的欠缺，但书中的某些观点对于今天的《聊斋志异》研究也有所启发。 　　关键词：聊斋发微；索隐；反清；偏颇 　　中图分类号：I206.5 文献标识码：A 　　红学史上，索隐一派堪称一支劲旅，时至今日，势头也不在正统红学之下。无独有偶，在《聊斋志异》研究史上，也曾有过“索隐派”的影子，只是因倡导者声名不显，加之后继无人，现在已不为人熟知。《聊斋志异》研究的索隐风潮产生于清末民初，其大意认为书中之狐即为“胡”之代称，蒲松龄的谈狐说魅，实际上表达着反满的民族主义思想。最早提到这种说法的是吴沃尧，梁启超编著的《小说丛话》转述了吴的话：“今日忽有人创说蒲留仙实一排外家，专讲民族主义者，谓《聊斋》一书所记之狐，均指满人而言，以‘狐’‘胡’同音也。故所载淫乱之事出于狐，无非其寓言云云。” [1]其时方为清末，这一说的出现实有为反满革命作舆论准备之意味。进入民国后，此说仍为人所乐道。如《古今小说评林》即说“《聊斋志异》一书，喜言狐，狐即胡也，是或以讥满清耳” [2] 24。以上诸人虽提及诸说，但都是只言片语，充其量只是主观的论断，并没有对《聊斋志异》的文本做深入的分析。问恨生的《聊斋发微》却不大相同，其书在大力挖掘《聊斋志异》中反清思想的同时，对全书大量的单篇故事做以细密的考察，经其解读后的聊斋小说都与其预设的思想主题契合，俨然有集《聊斋志异》研究“索隐派”大成的姿态。从这个意义上说，《聊斋发微》在《聊斋志异》研究史上的意义可方之与红学史上的《红楼梦索隐》。《聊斋发微》无论其立论是否合理，论证是否科学，无疑都是《聊斋志异》研究史上的力作，而今天已几乎湮没在世人的视野之外。本文意在全面介绍《聊斋发微》内容的基础上，评其得失。 　　一 　　《聊斋发微》于1915年由中华图书馆出版，是《聊斋志异》研究史上的第一部专著。作者问恨生，当系笔名，生平不详。全书大旨即认为《聊斋志异》为富含种族革命思想的反清之作。在谈及本书的写作缘起时，作者认为《聊斋志异》是在严酷的清初文字狱下历尽艰难流传至今的奇书，其中必然隐藏着种种不为人所知的秘辛，他的职责就是要把深藏在《聊斋志异》文字后面的秘密重新挖掘出来。如他所说： 　　《石头记》一小说，与先生《志异》一书，类能裒集遗闻，而加以渲染，一经针神熨帖，便成无缝天衣……民国以来，逸闻间出，乃耕肆力于此，乃知两书无一闲语，无一赘笔，每与友朋谈宴，用佐飞觞。今因《红楼索隐》已有成书，故不敢复自秘惜，撮书要旨，以贻后人。[3] 13 　　《聊斋发微》出版于1915年，这里提到的《红楼索隐》，当为王梦阮于1914年在《中华小说界》上发表的《红楼梦索隐提要》，亦可知《聊斋发微》的写作时间在1914-1915年间。在问恨生看来，《聊斋志异》与《红楼梦》同是暗寓清初秘史的苦心之作，既然王梦阮等人已经完成了对《红楼梦》的索隐工作，那么《聊斋志异》中隐藏的秘密也应大白于天下了，《聊斋发微》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问世了。《聊斋发微》的独特之处在于构造了一个完整的论述体系，使《聊斋志异》中的几乎每篇小说都与反满思想息息相关。问恨生认定《聊斋志异》一书包含五例，“举此五例十变，执以读先生之书，于其大旨思过半矣。” [3] 9所谓五例为：悲种、愤势、嫉富、贱士、尚侠。 　　在这五例中，尤以悲种最为重要，其他的四例在问恨生的论述中实际上是由悲种引申而出。“悲种一例，诸例之首，亦全书之纲。”所谓的悲种，问恨生的解释是： 　　悲种云者，盖当满清入关之初，风教未同，权势炙手，捕奴圈地，搜色括财，佐协领之贪横，守尉兵之淫悍，王府家人之肆虐，屯驻旗丁之假威，怪怪奇奇，人情难忍……世界至此，人人丧其乐生之心，可谓不平之甚者矣。先生于此，痛种族之凌夷，恨强横之难御，无可为计，乃于空中着想，作物极必反之观，演天道好还之例。[3] 3 　　简而言之，蒲松龄是在目睹清王朝肆无忌惮地欺凌汉族人民而汉人又无反手之力的现实情境后，悲叹种族沦亡之痛，就以笔为枪，在书中尽写汉族高于满族之姿态。因而，《聊斋志异》中处处可见满人臣服于汉人之象。这一观点看似天方夜谭，问恨生却在《聊斋发微》能自圆其说，并有一定的迷惑力。他使用的方法无非就是三类，即假托、推类、会意。其中的“假托”手法在书中运用的最多，而且其他手法也多由“假托”推衍而出。“假托云者，其第一大旨，在托狐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