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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人亲属拒证权探究 　　摘要：被告人亲属拒证制度是现代法治国家的一项重要证据法律制度，大多数国家均对证人的该项权利做出了规定。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念、贯彻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原则和精神下，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时对亲属拒绝作证制度进行了规定，但仍存在许多不足并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亲属拒证权。本文通过重述该制度理论来源“亲亲相隐”的发展历程和域外国家的立法实践，为构建我国的亲属拒证权制度提出一些构想。 　　关键词：刑事诉讼;亲属;拒证权 　　现行的《刑事诉讼法》第188条第1款中首次确立了法院不得强迫某些具有特定身份的证人强制出庭的制度，因此有些学者认为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证人拒证权制度，但是事实上，与真正意义上的证人拒证权相比，我国的制度规定相去甚远。 　　1.亲属拒证权的思想渊源―― “亲亲相隐”制度 　　关于亲属拒证权，它虽然是现???刑事司法的产物，但是追根溯源，最早可以追溯到我国古代的“亲亲相隐”制度。最初萌芽于春秋战国时代，孔子提出“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但是针对晋国大夫叔向故杀犯有犯徇私枉法罪的弟弟叔鱼一事时，他反而赞扬叔向的大义灭亲，忠于礼法。可见，孔子在提倡亲亲相隐的同时也考虑到了一些例外情形。秦国商鞅变法中奖励告奸，还设定相应的刑罚，如腰斩、与作奸者同罚。直到大汉王朝，“亲亲相隐”都还只是一种治国理念，尚未真正入律。直到汉宣帝地节四年，下诏曰：“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祸患，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这才使得“亲亲得相首匿”这一原则以制度的形式得以法律化，此后，从唐律疏议到《大清新刑律》历朝历代都有沿袭与发展，此后长达数千年。纵然晚晴时期的中华法系内容大都被废弃，但是“亲亲相隐”的制度和理念却被很好的保存和继承了下来，成为了中国封建王朝和民国时期刑事司法的一项重要法律原则。但令人遗憾的是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政治方面的因素，当二者发生冲突时，政治伦理中的“大义”高于家庭伦理的亲情，于是国家在立法上放弃了一些延绵千年的法律文化传统，亲亲相隐被定义为“封建糟粕”而被彻底废除。 　　2.亲亲相隐精神在国外的立法实践 　　英美法系国家普遍将夫妻之间的拒证权纳入法律体系，允许夫妻双方在诉讼中拒绝透露和制止他人透露不利于配偶的情况和信息，法官在诉讼中也不得强迫一方对另一方作出不利的证言。美国的亲属拒证权规则被称为夫妻特免权规则，一般仅限于夫妻之间，规定夫妻不能相互提出不利于对方的证言。在英国，其刑事证据法规定，当事人的配偶不得在刑事诉讼或者民事诉讼中作不利于或有利于当事人的证言，无论其证明事项是发生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还是之前，后来的《刑事证据法》生效以后，在普通刑事案件中被告人的配偶可以出庭作证，但是只能作辩护方的证人而没有了作证的义务。 　　德国的《刑事诉讼法典》规定，下列人员有权在法庭上拒绝作证：“被指控人的订婚人;被指控人的配偶，既使婚姻关系已不再存在;与被指控人现在或者曾经是直系亲属或者直系姻亲，现在或者曾经在旁系三亲等内有血缘关系或者在二亲等内有姻亲关系的人员。”同时还规定，证人在作证时，当面对可能给自己或者是亲属带来因违法行为、违反秩序性行为而受到追诉危险的提问，有拒绝回答的权利。法国的《刑事诉讼法典》笼统地规定了被告人的配偶、近亲属、民事当事人以及十六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作证的，可以不令其宣誓，而其他人员只能以遵守职业秘密为由才能解除作证的义务。 　　3.亲属拒证权制度存在的意义及价值 　　3.1是符合人性的表现 　　从人性的角度看，血缘关系是人类最为牢固的一种带生物性的社会关系，合乎人类天性的法律才具有生命力，法律作为调整国家是、社会和个人关系的社会规范，不能不考虑这种血缘、亲属之爱，正所谓良法善治。亲属出庭作证义务豁免权体现了法律对人性良善的认同和对亲情的尊重和保护，避免将无辜的犯罪嫌疑人近亲属置于指证犯罪、出卖亲人的尴尬处境，体现了法律的文明和人性的关怀。 　　3.2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体现 　　人权是人类最基本的权利，越来越受到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重视，我国也已经将尊重和保障人权纳入了宪法和刑事法律体系当中。尊重和保障人权保护的不仅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被害人的权利，还包括对证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权利保障。因为他们在诉讼过程中，也可能同诉讼当事人一样面临着权利被剥夺的危险。如果亲属因无法割舍亲情而做出虚假证言，将会构成窝藏包庇罪，作证的人没有如实回答，又将会构成伪证罪。赋予亲属拒绝作证的权利，是与联合国有关法律文件的精神相匹配，正视了证人的自主法律地位，维护了证人的基本人权。 　　3.3有利于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安定 　　亲情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