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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自觉建构 　　摘要：高秀昌博士撰写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研究》，在系统、全面、深入阐释评析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论思想基础上，提出了他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论的深刻思考，具有自觉重构与创建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论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发散性地使我们揭明：研究中国哲学（史），需要、可以和能够运用并包容多种多样的方法、模式和视角，不同方法（范式）的创新、探索和建构，是中国哲学史研究和中国哲学多样性进展的重要条件。 　　关键词：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论；多元开放；融贯创新 　　中图分类号：B2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1)02―0154―05 　　 　　冯友兰治中国哲学史始终保持着高度的方法论自觉，不仅有“三史”的鸿篇巨制，而且为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和学科建设，奠立了重要的方法论基础。近年来学界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方法论探讨，取得了诸多创获，获得了重要进展。高秀昌博士选取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方法论思想进行系统、全面、深入地研究，著成《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研究》一书，既完整地推展出冯友兰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方法论思想，更是归宗于著作者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论的研思，以专著之论促进着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进一步探索。 　　一、冯友兰对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论 　　作出了重大贡献任何学术研究无疑都贯穿着一定的研究方法，然而却有运用研究方法的自觉不自觉以及研究方法特色优长高下的分别。冯友兰研治中国哲学史始终保持着高度方法论自觉，总是在明确而突出的方法论意识指导下，在自觉建构起的独具特色的研治中国哲学史方法的基础上，来成就他的中国哲学史著作。在这方面，《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研究》话语中肯：“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与哲学的创新，始终都保持着高度的方法论自觉。”“在冯友兰长达四分之三世纪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中，方法及方法论始终是他关注的重点……冯友兰对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的自觉探索，是他成就‘三史’、‘六书’的重要前提，也是他始终走在中国哲学（史）研究前沿并成为领军人物的关键。”① 　　一定意义上，实际的哲学即哲学史，任何时期任何哲学家对某一哲学问题的探讨，都是哲学发展史中的一个环节和实现。有哲学的发展或演进，即有哲学史的研究及其研究方法。在中国学术发展史上，自先秦以来诸如《庄子#8226;天下》、《荀子#8226;非十二子》、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刘向刘歆父子的《别录》、《七略》、“汉学”、“宋学”，尽管不是近代意义上的哲学史研究，却都是对中国学术思想的总结性研究和批判性评述。冯友兰研治中国哲学和中国哲学史，既有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论的思想渊源，同时又具西方哲学方法的深厚基础，这是他始终保持高度方法论自觉的两方面学术培壅。始终保持着高度的方法论自觉，才有冯友兰研治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的自觉运用。有自觉运用研究中国哲学史的不同方法论及其模式，才有冯友兰三部各具内容特色和方法论风格的中国哲学史著作。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研究》全面系统地考察冯友兰研治中国哲学史的方法论思想，实际上有两条基线：一条是以冯友兰先生完整的学术生平为线索，审视他每个学术时期的主要哲学著作，从哲学观、哲学史观、哲学史方法论不同层面，渐进地推展出冯友兰不同时期中国哲学史方法论观点的重要内容和特色，显示出他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思想初步提出、确立、深化、拓展、综合的演变过程；另一条是将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方法论思想的总体特色概括为在保持高度方法论自觉的前提下，力图在中国传统哲学的方法、西方哲学的方法和马克思主义主要哲学的方法之间，在哲学方法和历史学、科学方法之间的融会贯通。这样以来，就显示出和蕴涵着冯友兰研究中国哲学史在方法论上的探索发展、思想意图及其在不同学术时期所形成的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方法论模式，体现了冯友兰研治中国哲学史在方法论上的自觉融贯和积极建构。 　　从冯友兰研治中国哲学史的不同时期来看，存在着明显不同的差别，显示出前后既一以贯之又逐步深化发展的研究方法论轨迹。一以贯之体现在冯友兰各个时期都力图将中国传统哲学的方法、西方哲学的方法和马克思主义主要哲学的方法，以及哲学方法、史学方法、科学方法之间打通并加以综合，即融会贯通。逐步深化发展体现在，20世纪20至30年代前期，以两卷本《中国哲学史》为标志，主要是冯友兰从方法论的角度以西方实证主义的科学方法为主导，辅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和中西方共同具有而以中国传统哲学为突出的人文主义的直觉方法。这是一种不够统一而有混合特征的哲学理论和方法论诠释的结构模式，带有一定的糅合性。20世纪30至40年代，是冯友兰创立新理学时期，作为哲学家的冯友兰研究、讲授和撰写中国哲学史及其所形成的方法论，以《中国哲学简史》和《新原道》、《新知言》为标志，其研究中国哲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