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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翻译中文化缺失及对策 　　[摘 要]翻译是一种语际交际活动,也是跨文化交际活动。而文化缺失现象正是语际交际活动中一种重要的语言文化现象。本文从文化对语言的影响分析翻译中文化缺失现象及其翻译对策。 　　[关键词]文化缺失 可译与不可译 异化与归化 　　 　　众所周知,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每一种语言都代表着一种不同的文化。即使同操一种语言的不同国家,由于地理的隔离,也反映着不同的文化;甚至是在同一国家里,也会因地域文化风土人情不同出现操不同语言的现象。以中国为例,南北方之间,沿海与内陆之间的文化差异就相当大。由于历史原因,南方沿海一带居民多以出海打鱼为生,“翻”则有“翻船”的不祥含义,因而他们倾向于把“翻鱼”说成是“调头”。这只是许多例子中的一个,笔者在此不再一一罗举。文化对语言的影响波及层面很大。从词汇层、语法层直到语境层无不受文化的制约。因此,笔者认为,译者必须从研究文化差异入手去研究语言差异,只有这样才能更大限度的传达语言载体所承载的全部信息。这里,我简单讨论一下由文化缺失所带来的影响及其对策。 　　 　　一、何谓文化缺失 　　 　　索罗金等人在论述话语机器民族语言文化特点时提出,所谓“缺失”是指原语中存在某种为异族文化接受者所不明白、莫名其妙的,易于误解的东西,造成异族文化的空缺。这种空缺可分为四种类型:(1)主观型,即反映属于不同语言文化的交际者的民族文化特点的空缺;(2)交际活动型,即反映交际方面具有不同活动类型的民族文化特点的空缺;(3)文化空间型,即反映文化背景不相一致的空缺;(4)话语型,即由于话语作为交际工具而产生的空缺。 　　我认为文化缺失应该具体包含两层含义,即文化空缺和文化丢失,简称文化缺失。既然是文化空缺,那么就会带来一定的想象空间,为译者提供了一个联想的天地。而文化丢失,就包含一定的主观因素,译者可以根据自己的主观意愿,意识形态等选择哪些需要译出来,哪些可以忽略不译。这完全取决于译者本身。当然也与译者的水平,道德修养有关。 　　 　　二、文化缺失的影响 　　 　　文化的缺失,或者说这种因文化差异引起的障碍,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导致了翻译界的“可译”与“不可译”之争。文化的不可译性较语言的不可译性难度大得多。然而时至今日,对可译性与不可译性之争,现代翻译理论已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得出了一些新的结论。 　　穆南(Mounin)在《翻译的理论问题》一书中指出:“翻译是可能的,但可译性是相对的,可译性的限度(即,不可译性)也是相对的,变化不定的。这就是翻译的辩证法。”李全安在《不可译中的变通》词条中说:“不可译只是相对的,可译是绝对的。”我非常同意他们的看法,因为这完全符合人类对客观世界认识的规律。飞机的发明,火车的创造,使这些古老的理想变成现实。宇宙飞船可以使“嫦娥奔月”,望远镜是人们的“千里眼”,电话则是人们的“顺风耳”。现在认为不可能的事,将来会成为可能。 　　翻译也是如此。即使一时难以找到准确完整的表达,将来会有人找到,不能轻易下“不可译”的结论。口说无凭,我举些实例来说明“不可译”是如何转变成“可译”的。 　　钱歌川先生认为拆字是汉字特有的玩意,因而决不能译。他举了下面一个例子: 　　人曾为僧,人弗可以成佛。 　　女卑为婢,女又何妨成奴。 　　上面这对对联实属难翻。那么请看许渊冲先生的译文: 　　A Buddhist cannot bud into a Buddha, 　　A maiden may be made a house maid。 　　许渊冲先生巧妙的运用英语的押头韵和相应的字形变化手法,在视觉,声音上都再现了原诗的拆字妙处。而钱先生“决不可译”的神话只存活了30年。 　　接下来我再来讨论一下文化对词汇层的影响,也就是文化差异与翻译问题。 　　不同的词汇表现不同的文化,翻译时应忠实译出。汉语中的红茶为什么在翻译成英文时被译成black tea?这是因为不同民族对颜色的取向不同所致。中国人着眼于茶水的汤色,而英美人则着眼于茶叶的颜色,因此红茶不能译为red tea而应译为 black tea。 　　在翻译马致远的一首诗《天净沙》中的“古道西风瘦马”这一小句时,翻译家们是这样译的: 　　 Ancient road, west wind, lean nag,(Cyril Birch译文) 　　 Ancient road, wind from west, bony horse;(赵甄陶译文) 　　 But the traveler has to go on down this ancient road, the west wind moaning, his bony horse groaning,(翁显良译文) 　　 Anc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