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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亲亲原则在现代刑法中引入 　　摘要:“亲亲”原则本是一个长期遭到猛烈抨击的法制原则,但这个原则蕴含着丰富的人伦思想,具有相当的合理性。任何社会,不管类型如何,不论发展程度怎样,都是以人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人伦的忽视必然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当代中国刑法的诸多冲突,尤其法与人情、政策的冲突,本身就有现行刑法人伦基础严重缺乏的因素。因此,引入“亲亲”原则势必成为现代刑法制度的必然归宿。 　　关键词:“亲亲”原则;人伦基础;亲属相隐;制度引入 　　中图分类号:DF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69(2010)06-0180-06 　　 　　一、“亲亲”原则概述 　　 　　“亲亲”原则既是西周礼治的重要内容,也是重要的传统法制原则。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文革期间,在“批法批儒”的政治运动中,“亲亲”、“尊尊”等原则因其浓厚的封建伦理色彩更有碍国家侦查权力的行使而遭到废除。即便理论、实务部门,也长期排斥上述原则的引入。如何对待旧时代遗留下来的文化制度,是不是因其是封建社会的产物就应该一概被排除在现代制度之外,或者直接将其扔进历史的垃圾堆?问题的回答,不仅关系到我们的世界观、方法论是不是过于机械、绝对的问题,而且关系到诸多现实难题的解决。笔者认为,考虑到“亲亲”原则的人性基础,在我国推行现代法治进程中,“亲亲”原则存在许多有意义的东西值得借鉴,某些内容还是现代刑法的重要基础,将其引入我们的刑法制度,既有助于刑法典的人性化,也有助于刑事问题的和谐解决。 　　所谓“亲亲”,即亲其所亲,要按照血缘宗法关系来区别贵贱,使亲者贵,疏者贱,人都必须亲爱自己的亲属,特别是尊亲属,做到“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妇听”,亲疏远近、长幼尊卑都有明确的次序。体现到刑法中,当时就发展起典型的“亲亲相隐”制度。所谓“亲亲相隐”,亦称“亲属容隐”,指亲属之间可以相互隐瞒罪行。总的来说,“亲亲相隐”制度抑或观念的确立终归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与中国的宗法家族制度也紧密相关。体现到家族关系,由于各成员之间相互照顾、共同御敌是天经地义的权利和义务,因此共同复仇和亲属相隐也就成为家族宗法伦理观念的必然产物了。 　　然而,提出伊始,“亲亲相隐”制度并没能立即得到很好的实施。秦统一六国之后,因重用法家思想,终秦之世,“亲亲相隐”观念始终未能在《秦律》中谋得一席之地。至汉武帝时,一代大儒董仲舒横空出世,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并为武帝所采纳。至此,儒家作为封建正统思想的地位得以确立。随后,儒法合流,礼教人律,实现了封建法律的儒家化。儒家正统思想地位的确立,也大大加速了“亲亲相隐”制度的法律化。儒家把父为子隐称作“仁”,子为父隐称作“孝”。汉统治者标榜以“仁孝治天下”,汉宣帝时就把儒家屈法伸礼的伦理原则上升为刑罚原则,赋予法律效力。自此“亲亲相隐”法律制度诞生了,并对后世的封建立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纵观中国社会2000多年的封建历史,“亲属相隐”不仅逐步发展成为封建礼治的道德原则,还相继成为极为重要的刑法制度。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将它看作封建法制的独有原则,对现代刑法制度而言没有太多意义。实际上,以“亲亲”原则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相隐”、“得相匿首”制度所反映的人伦基础却是一种普遍情形。不论是古代的封建社会,还是到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甚至于现在的社会主义国家,人仍然是人,人性的基本内容没有发生根本转变。换句话说,尽管我们身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能够普遍回避亲情以及人伦的基本要求么?答案是否定的,尽管存在例外情形,但是大多数的民众还做不到。因此,简单地将“亲亲”原则以及基于该原则发展起来的相关制度都视为封建糟粕是不够科学的。以此为基础,重新审视有关原则的人性基础和现代意义也就很有必要了。 　　 　　二、“亲亲”原则的合理性 　　 　　尽管有论者将“亲亲”原则及其相关制度视为封建糟粕,也有论者毫不客气地指出“父子相隐是孔子法律学说中宗法性最浓的封建糟粕思想”。以最高人民法院1997年11月14日颁布的《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为例,《解释》第1条第1款第4项明确规定:“偷拿自己家的财物或者近亲属的财物,一般可不按犯罪处理;对确有追究刑事责任必要的,处罚时也应与在社会上作案的有所区别。”一般认为,“偷拿自己家的财物或近亲属的财物”的社会危害性低于通常的偷盗行为,可以从宽处理。至于该类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相对偏低的原因,主要还是亲属相盗的行为基于“亲亲”原则具有相当的合理性。具体到“亲亲”原则的合理性,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说明。 　　 　　(一)“亲亲”原则反映人伦的根本需要 　　亲属之爱是人类一切感情联系的基础和爱的起点,“亲亲尊尊”、“袒护亲属”是人性抑或自然情感中的客观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