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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人事档案知情权建设与信息化管理 　　【摘要】封闭式的人事档案管理模式已经走出了其固有的历史语境，在政治生活日趋制度化、民主化、公开化的今天，其封闭式和仪式化两个特点都与党和政府正在施行的政治改革南辕北辙，知情权的建设势在必行。新的信息时代，为人事档案的信息化提供了新的平台，也为知情权的建设提供了新的机遇。 　　【关键词】人事档案；知情权；信息化 　　作为中国干部组织管理工作的特色之一，人事档案多年来一直是相当一部分中国人入职、提升的重要依据，特别是对于公务员系统和事业单位人员系统中的人来说，人事档案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不仅在入职、提升时占据着重要的作用，很多时候甚至作为羁縻单位与个人之间关系的重要手段。然而，作为一个时代的产物，人事档案实行的是内向型封闭式的管理模式，这使得相当一部分人一生都无法接触自己的人事档案，对于关系和记录个体重要信息的人事档案一无所知。现有的《干部档案工作条例》第三十一条规定：“任何个人不得查阅或借用本人及其直系亲属的档案”。 　　一、人事档案封闭式管理的历史根源 　　人事档案这样的封闭式管理模式来源于长期的革命斗争。在革命斗争中，组织管理部门必须集中保存关于自己下属成员的基本材料，以便于充分了解下属成员的基本情况，掌握下属成员的基本动态，形成对于下属成员的基本管理依据。特别是在一些政治路线或政治倾向斗争激烈的时期，上级党群领导组织对于下属成员的政治决议，同级党员群众之间对于组织成员的群众评议，都必须及时搜集，并且记入人事档案中，以便于密切掌握该成员的思想倾向和政治立场。这样的封闭式管理，是适合于人员成分复杂、思想潜流暗涌的革命时代的。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一个很长的时间段内，阶级斗争依旧被作为整个社会的核心工作和主要矛盾，这样的情况下，人事档案依旧是组织管理部门掌握成员思想倾向和政治立场的有力武器，人事档案的封闭式管理依旧有其必要性与有效性，而且这种封闭式管理有些时候甚至带有某种仪式性，组织部门借助其神秘特征树立自身的权威性。 　　二、知情权建设：人事档案的改革方向之一 　　从改革开放开始，对于以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治国方略进行了全方位的拨乱反正，整个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建设都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发展经济成为社会的中心任务，对于个体思想倾向和政治立场的管理，也从甄别式管理走向建设式管理，整个国家的政治宣传组织系统不再是以辨别、控制、剔除出非社会主义的人群为特点，而是更注重立足于从个体的幸福、民族的愿景角度来谈论社会主义，并且致力于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性地植入社会的各个阶层，以此来维护稳定和发展的社会总态势。在细部的单位组织管理中，也在努力地走出之前的随意性和人治化模式，倡导制度化的、民主化的、公开化的新型组织管理方案。 　　其实，封闭式的人事档案管理模式已经走出了其固有的历史语境，在政治生活日趋制度化、民主化、公开化的今天，其封闭式和仪式化两个特点都与当代党和政府正在施行的政治改革南辕北辙。可以说，代表旧政治民主时期的封闭式人事档案管理模式，与当前不断发展的中国新政治民主形势之间，已经有了较大的缝隙。细读颁布于1991年的《干部档案工作条例》，其中已经带有新旧两种政治管理制度之间的冲突。例如关于个人知情权部分的，《干部档案工作条例》第三十一条规定：“任何个人不得查阅或借用本人及其直系亲属的档案”，这是为了保证档案的内容特别是组织结论部分的内容不向外泄露；但是依照《干部档案工作条例》第五章第二十三条的规定：“收集的材料，必须经过认真地鉴别，需经组织审查盖章或本人签字的，盖章签字后方能归入干部档案”，同期的《干部档案整理工作细则》第三章第十条更明确地指出：“审查结论处分决定组织鉴定民主评议和组织考核中形成的综合材料，应有本人的签署意见或由组织注明经过本人见面”，事实上，档案内部的所有材料内容，即便是组织结论的部分，每个人也是清楚的。前面部分的保密是适合于甄别式政治的保密，以免泄露组织决议的过程和结果，后面部分却规定了这些决议的过程和结果是必须向个人公开的――这种管理条例内部的前后矛盾正是新旧政治文化交替时期特有的现象。著名的汤国基档案事件，如果放在旧的干部档案封闭式管理模式中，是不会引发争议的，因为在旧的历史语境中，档案中的组织结论一项，个人是无法知晓的，恰恰是在新的越来越强调公开和公正的历史语境中，他的悲剧遭遇才越发使人同情和议论。 　　毫无疑问，人事档案的逐渐公开，“实现人事档案向本人有条件的部分开放和透明化操作，更能彰显人事档案存在的意义”，也更符合当前中国越来越强调民主、公开的政治改革进程。2007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就明确规定，行政机关对于“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的”信息，应当主动公开。从人事档案对于公民生活的有效干预功能来说，肯定是属于涉及其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