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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以孝治国与家国同构文化模式 　　摘要： 　　以孝治国和家国同构在本质上是相通的，这种文化模式体现在血缘关系成为家国同构的历史起点，血缘关系自然地成为政治的前提，家族的血缘凝聚力成为政治制度的基础，继而构成官僚结构的政治框架。孝道诉求成为宗法制权力体系的逻辑基点，孝的本质特征阐释以及孝的历史渊源，孝蕴涵的社会政治诉求，孝伦理价值是与忠的政治价值贯通的。 　　关键词：以孝治国；家国同构；文化模式 　　以孝治国和家国同构这种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模式，是以血缘家族为基础，从个体的自我约束和整体的制度规范出发，把伦理谱系泛化为政治举措。孝行为超越血缘的范围而成为普适性的社会道德规范，孝伦理道德化诉求，使政治具有伦理的基础和孝具有政治的合法性。孝文化和治国理念的整合所形成的价值取向和伦理规范，构成中华民族相对稳定的行为模式，成为中国古代伦理政治的特色。 　　一、家族体系：以孝治国与家国同构的血缘模式 　　（一）血缘关系自然地成为政治的前提 　　血缘关系对中国古代政治的产生、发展与演变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中国古代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一个独特的政治统治方式，就是利用血缘关系来统治有关部族。华夏祖先是原生的农业民族，具有早期农耕文明的基本特征，而这种农耕文明特别注重血缘关系，“亲亲”关系就是基于血缘而产生的一种感情。究其原因，就是中国古代以小农经济为基本生产形式，社会聚族而居，彼此封闭，与其他文明社会相比，中国社会走的是“亚细亚的古代”和“早熟的”文明路径，保留了更多的家族血缘关系。这种血缘关系具体表现为庞大而精细的亲属称谓系统、浓烈的孝亲情感和对传统的极端尊重。并且，“在长期农业社会的自然经济状态下，这种原始的家族血缘纽带始终没有被私有制的利刃所彻底斩断，因而在整个文化结构中产生着至关重要的作用。”①因此，早熟的农耕文明就决定了我国早期的生产方式、社会结构和社会意识形态，建立在血缘关系之上的权力体系决定财富，即土地的氏族所有，到家长（父）所有，到王所有，这种特殊的所有制形式成为专制与集权的经济基础，华夏先民的政治取向是以国家为终极目标的，这就成为中国伦理政治的文化基础。 　　（二）家族的血缘凝聚力成为政治制度的基础 　　中国古代社会的建构方式是血缘而不是契约，其政治权力有序运行的基本依托点也是血缘关系，血缘联结组成家族，家族成为政治的基础，以家族为核心的血缘关系也随之扩张为政治关系，形成君父权威相得益彰的政治体系。 　　家族的诞生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②而衍生出来的一个社会群体。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部分人逐渐掌握剩余产品，不同的经济地位导致对立阶级的出现，国家公共权力逐渐上移到特定的集团，这些集团通过血缘关系组成大家族。作为家族的基本成分的家是由血缘关系自然形成的，以血缘为根基的家庭是中国伦理的内核，中国传统家庭在血缘关系基础上，按身份级别进行世系建构，建立了尊卑有别的长幼秩序，这种自然形成的家族血缘关系是最基本的伦理关系，具有生物性和社会性的双重价值，正如有人认为的，“家族血缘的人伦关系是元伦理关系，家族血缘伦理就是人的‘自然伦理’”③。我们可以认为，各种社会关系都是在血缘向度建构和展开的，家族伦理关系是社会伦理关系的原型，社会伦理关系是家族血缘关系的延伸。 　　血缘关系在氏族社会形成风俗习惯，而后来的风俗习惯又形成宗法伦理道德，有的甚至转化为法律规范，内在地影响人们的社会心理和行为规范，这就决定了个体对家族与国家的伦理认同。一个家庭就是一个小的政权机构，家庭成为维系和传递政治权力的宗法系统，家庭的基本构成是父亲为主的权威式血缘结构，家庭中父亲拥有绝对权威，《说文解字》中“父者，矩也”，就是掌握规矩和标准的人。家庭担当着培养家人的权威观念和服从习惯的政治功能，家长对子女绝对控制，延伸到国家，就是把国家公共权力转化为像家长对了女的管束一样的关系，移植到政权体系就形成君父专制的权威体制。④ 　　（三）血缘关系构成官僚结构的政治框架 　　血缘关系是中国自然经济和宗法制的基础，部族血缘关系构成政治的基本框架。中国古代政治注重血缘亲情，具有浓厚的宗族色彩。如，夏代就是利用宗法血缘来治理国家的，《尚书?尧典》记载，尧帝“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有学者据此推断，夏代统治者是用“克明俊德”这种家族首领式的道德功能来实现政治统治的。商朝则将祖先崇拜的宗法血缘观念与天神崇拜的宗教观念相结合，实现对家的治理与国的统治。 　　血缘与国家政权结合的模式，更具典型性的是西周时期，族权同国家政权合一，血缘关系切入政治系统巩固了宗法制度。西周建立了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制度，对同姓子弟和姻亲采取分封制，周天子既是最高首脑，又是全国土地的拥有者，对统治的领地既可称“国”，又可称“家”，所谓“天子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