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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元好问价值观 　　[摘要]《左传》论士，有“圣达节，次守节，下失节”之说，元好问就是13世纪中国北方的一位杰出的达节之士。他金亡不死，上书蒙古中书令，又觐见忽必烈，请忽必烈为儒教大宗师。这些惊世骇俗之举，是其价值观的反映。综观其在易代之际的全部表现，可以发现元好问的社会、人生价值取向主要包括以仁为归的生死观、以事功为重的忠义观和以民为贵的道统观三方面内容。 　　[关键词]元好问；价值观念；以仁为归；以事功为重；以民为贵 　　[中图分类号]1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604(2007)04－0044－04 　　 　　金末元初，作为金朝史官的元好问，如果遵循传统的价值观念，可以有为金君死节及隐居终老两种选择；而如果背叛传统，则还可以出仕新朝。但他却做了第4种选择：不死、不隐、不仕，而积极从事社会文化活动。这种在朝代鼎革之际对个人出路的特殊抉择突出地体现了元氏的人生、社会价值观念。通过考察元好问在金亡后的全部行为，可以清楚地看到，其价值观取向主要反映在以下3个方面。 　　 　　一、以仁为归的生死观 　　 　　孔子说杀身成仁，孟子说舍生取义，他们都认为仁义高于生命。后世之“小儒规规焉以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黄宗羲《原君》)，君死则以身殉，即为仁义之忠臣，反之则为失节。而元好问则认为：“死生之际大矣!可以死，可以无死。一失其当，不以之伤勇，则以之害仁。然自召忽、管仲折衷于圣人之手，斯不必置论。……夫惟志士仁人知所以自守也。不汩于利义之辨，不乖于去就之理。端本既立，确乎不拔；静以养勇，刚以作强。其视横逆之来，曾虚舟飘瓦之不若；控搏之变，如寒暑旦暮之有常。心为权衡，自量轻重，知有泰山之死，而不知有鸿毛之生。结缨之礼不至，无取于海隅之伏剑；漆身之志既笃，不屑于督亢之献图。孰先孰后，必有能次第之者。语有之：‘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信斯言也!匹夫为谅，自经于沟渎，其可与求仁而得仁者一概论乎?”(《元好问全集》第27卷《恒州刺史马君神道碑》)这段话有3层意思：一是说可以死而不死则伤勇，可以不死而死则害仁，并以召忽死、管仲不死为例，指出孔子以管仲为仁，是无可争议的。二是说志士仁人“心为权衡，自量轻重”，在生死之际有自己独立的选择，不受外界干扰，并以漆身饮炭的豫让为例。第三层再引孔子语，说匹夫守小节小信，自经于沟渎，实不可取，而君子则于造次、颠沛之时，无终食之间违仁，求仁而得仁。 　　在《论语?卫灵公篇》中，“子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显然，是“求生”还是“杀身”?应以“仁”为标准。“志士仁人”为“成仁”可以杀身，即元好问所谓“诚能安社稷、救生灵，死而可也”(《金史?完颜申奴传》)；若“害仁”，则不应“求生”。然而，元好问恰恰在本朝灭亡时选择了“求生”而“辅仁”的道路，这是对传统生死观、仁义观的变通与开拓。更有意义的是，元好问提出“心为权衡，自量轻重”，即根据现实事变，充分发挥主体意识的判断，而不囿于传统价值意识的束缚。这种个性精神的觉醒，是元好问突破传统观念的内驱力。元好问引召忽、管仲为例，说明在他心目中，以“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被孔子赞为“如其仁”的管仲为楷模(《论语?宪问》)。而在事实上，元好问以一介儒生，在历史条件所允许的范围内，已经最大可能地做出了力所能及的奋斗和贡献，“虽溘死道边无恨”(《元好问全集》第39卷《与枢判白兄书》)。元好问所谓“一失其当”之“当”，即适合当时具体形势、具体事件的最佳选择，是属于哲学范畴的“度”的概念。元好问60岁时所体认到的这一儒家学说的精神，是凝聚了个人生活经验并审时度势、深思熟虑的思想结晶，是指导他生存和奋斗的精神武器，也是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 　　 　　二、以事功为重的忠义观 　　 　　郝经在《遗山先生墓铭》中说：元好问“每以著作自任，以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度几及汉唐，国亡史兴，己所当为。……先生曰：‘不可遂令一代之美泯而无闻。’乃为《中州集》百余卷，又为《金源君臣言行录》。往来四方，采摭遗逸。有所得，辄以寸纸细字亲为记录，虽甚醉不忘。于是杂录近世事至百余万言，捆束委积，塞屋数楹，名之日‘野史亭’。书未就而卒。呜呼，先生可谓忠矣”(《陵川集》)! 　　郝经所谓元好问之“忠”，已不再是仅仅忠于一人一姓之君，而是忠于一国一朝。但事实上，元好问还不仅是忠于一国一朝而已。 　　全祖望曾经批评元好问说：“遗山又致书耶律中令，荐上故国之臣四十余人，劝其引进。是非可以已而不已者耶?”确实，元好问给耶律楚材上书，决非非写不可；而做这种分外之事必遭非议，也是他意料中事。那么，他为什么还要断然上书呢?可惜全祖望并未深究。 　　其后，王国维在《耶律文正公年谱?余记》中说：“元遗山以金源遗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