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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电视公共领域建设政治文化意义 　　[内容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电视传媒已逐渐构建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成为公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良性互动的重要平台，有助于达成“理解”与“共识”，培养公民政治理性和国家政治理性，推进社会和谐、社会改革和政治文明，从而成为权力机构的隐形延伸，体现了电视传媒生存的政治意义。作为传统强势媒体，电视传媒应提升自身的政治理性，积极有效地建设公共领域，提高舆论引导与舆论监督艺术，更好地参与和建构社会政治文明。 　　[关键词]电视　公共领域　建设　政治文化　政治文明 　　中图分类号：G229.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9106(2011)01－0045－04 　　 　　电视传媒公共领域提供了一个理性的话语交流平台，既畅通了政治表达渠道，促进社会和谐与政治稳定；也为政府高效了解社会问题提供了可能，成为政府组织传播渠道之外的一个不可缺少的补充，推动政治文明建设。因此，电视传媒公共领域是一种社会实践和社会建构，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 　　然而，在传媒市场化的进程中，我国电视传媒政治理性有所弱化，出现了去政治化、收视率至上的现象，公共领域尤其是政治公共领域的结构性缺失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电视传媒要实现有效传播，增强舆论引导力，推进和谐社会、政治文明建设，应该重视和加强公共领域尤其是政治公共领域的构建和完善，这是我国民主政治建设和先进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同时也体现了信息时代党和政府文化领导权实现方式的多样化。 　　 　　一、电视传媒重构了公共领域 　　 　　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也译作公共空间)，是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所谓公共领域，首先意指我们的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领域，某种接近于公众舆论的东西能够在其中形成，向所有公民开放这一点得到了保障。在一个大型公共团体中，这种交流需要特殊的手段来传递信息并影响信息接受者。今天，报纸、杂志、广播和电视就是公共领域的媒介。当公共讨论涉及与国务活动相关的对象时，我们称之为政治的公共领域。政治公共领域是从文学公共领域中产生出来的；它以公众舆论为媒介对国家和社会的需求加以调节。 　　大众传媒的出现是否如哈贝马斯所断定的导致了“公共领域”的消失呢?其实不然。大众媒介消解的只是具有有形和有限空间诸如沙龙、咖啡馆等传统“公共领域”，而它建构的则是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更为广大、更为开放的现代公共领域。随着信息技术的进步，人们可以很便捷地在电视等媒介参与对于政治、国家事务等论题的讨论，进行远距离的“面对面”的交流。而电视中的现场直播、主持传播和观众参与更像一个有形的、即时交流的“在场”公共空间。所以，新的交往形式出现在了新的交往领域中，是大众传媒重构了公共领域。正如加拿大传播学家麦克卢汉所提出的：“媒介即信息”。“媒介即讯息”打破了人们视“媒介”为单纯的“用于表现内容的形式”这一成见。麦克卢汉认为，电子媒介打破了旧的时空概念，使人与人之间的时空距离骤然缩短，整个世界紧缩成了“地球村”，电子媒介使人们重新体验部落文化中村庄式的接触交往，使人类社会在高级阶段上又重归部落(Tribe)文化而不是国家(Nation)文化。 　　因此，公共领域是介于公共权力领域和私人领域之间的一个公众对一般社会问题进行平等交流和批判的领域。它是一个向所有公民开放、由对话组成的，旨在形成公共舆论、体现公共理性精神的，以大众传媒为主要运作工具的理性平台。电视传媒公共领域作为一个公众广场，对实现公民的政治知情权、话语权和广泛、及时的政治参与提供了便捷的通道和平台，延伸了党和国家政治生活及其影响范围。话语权是公民有就社会公共事务和国家事务发表意见的权利，是一种表达权和参与权的体现，也是公民选举权和参政权等其他政治权利实现的基本前提。公众广场是一个由公民自愿参与、自由组合的话语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公民们就国家活动和社会事务等与公共利益相关的话题，自由地发表意见，交流思想，提出意见和批评。2004年3月14日，经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9个字正式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而言论自由作为一项基本人权是每个中国公民应该享有的权利，我们国家的法律保障人民的话语权。电视传媒公共领域可以营造特定政治舆论氛围，培养公民政治理性和国家政治理性，推进社会和谐、社会改革和政治文明。 　　近年来，由于全球化时代的加速到来，“公共领域”的理论逐渐沿着社会的维度延伸，明显指向社会结构和政治功能的转型。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变化之一，便是新的“治理理论”的型构。这种理论认为，人类政治过程的重心正在从统治(government)走向治理(governance)，从善政(goodgovernment)走向善治(good governance)。而“治理过程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