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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公平视域下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价值诉求 　　“有教无类”是中国人的千年夙愿，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础，是教育发展崇高的价值追求。2008年9月1日，是一个注定要被载入史册的日子，继全面推行农村义务教育免除学杂费政策后，这一天，国家在全国范围内全部免除城市义务教育学杂费，它预示着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全部实现了免费上学，中国实现了全部免除城乡义务教育学杂费的宏伟目标。这标志着中国又一次实现了义务教育发展的新跨越，全面进入了免费义务教育的新阶段，进入了义务教育发展的新时代[1]。上学不用交学杂费了，学生们欢天喜地，家长们也纷纷乐道，几千年来的梦想终于成了现实。然而，实施这项民生工程的难题也随之一个个显露出来。义务教育免费后能否实现教育均衡发展的目标，这是义务教育免费后首先面对的问题。教育部袁贵仁部长刚上任即提出把均衡发展作为义务教育新目标，赋予了全新的坐标意义。因此，大力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让每一位公民享有相对平等的人生竞争起点，是实现社会公平最重要的前提条件，也是关系到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基础教育发展的整体战略问题。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已是刻不容缓。 　　一、基于公平论视域下的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理论剖析 　　自亚里士多德时代开始，均衡的要求一直被认为是公平诉求的基本内涵，均衡的实现与否意味着公平是否实现。亚里士多德曾指出，分配上的比例平等实质上是等级上的不平等，由此，他提出应当对所有公民进行权利上的平等分配。根据亚里士多德的公平论观点，我们认为，义务教育的均衡应是指教育系统内部各要素、各部分之间建立的协调、稳定和有序的关系，追求的目标即是保障受教育者在受教育的起点、过程和结果方面拥有相对平等的机会和权利[2]。换言之，义务教育公平性，一方面需要在入学过程中使受教育者得到同等的对待与支持，通过实施优质教育资源相对均衡分配，从而为他们提供相对平等的教育机会与条件；另一方面，需要在制度层面上保障他们受教育权利平等的实现，获得平等的入学机会和就学机会。 　　20世纪70年代，美国著名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在他的著作《正义论》中，以公平正义为视角，全面系统地论证了自由与公平、个人与国家、机会与结果等广泛的社会政治问题。罗尔斯认为，正义的核心就是平等，“正义即公平”。而公平则需要对社会权利、利益进行公平的分配，由此，他提出了两个具体的正义原则：一个是平等的基本自由原则，即每个人都在最大程度上平等地享有与其他人相当的基本的自由权利；另一个是机会的公正平等原则和差别原则的结合，即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被调解，使得人们有理由指望它们对每个人都有利[3]。根据罗尔斯这两个原则的要义，义务教育的公平性，首先是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平等地分配给每一个人，其次是调整每一个人在受教育过程中获利的不均衡。 　　“普九”工作的顺利完成，使广大适龄儿童少年充分地享有了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然而，按照罗尔斯的差别原则，教育还需通过补偿使利益最少者的利益最大化。一方面，罗尔斯的最小最大值的选择原则告诉我们，义务教育的发展要照顾地位最差者的利益，以处境最差者为参照点。即是说，义务教育的发展必须更多地注意那些较不利的社会群体，向他们投入更多的资源。为实现教育的公平性，在资源配置上，应尽可能地向欠发达地区、农村教育、薄弱学校倾斜。另一方面，罗尔斯的最大值选择原则告诉我们，要照顾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以社会最大多数人的利益为参照[4]。而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政策，则是从社会的整体利益出发，以一定的方式挑选最大利益者进入该教育体系，而排斥最少利益者。因此，它为更多的人提供更多的受教育机会，为所有人提供相对平等的教育，为尽可能多的人提供尽可能多的好的教育，为全体国民提供优质的教育。从某种意义上来看，当这两个原则共同指向义务教育的公平性时，它们是一致的。 　　二、从教育公平的价值诉求看均衡发展的现实困境 　　作为一个底子薄、起步晚的发展中大国，普及义务教育绝非轻而易举。近二十年来，在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深切关怀下，我国取得了“普九”的胜利，取得了“城乡义务教育免费”的胜利。但胜利过后，我们又不得不正视义务教育呈现出严重的非均衡发展的态势。正如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所述，经济差距的逐步拉大根源于教育的差距。因此，义务教育非均衡化必然导致经济社会的不和谐，成为制约实现教育公平目标的一个“瓶颈”。 　　1.义务教育发展校际不均衡：重点校的划分与择校问题 　　改革开放初期，中央政府采用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义务教育发展战略。由此，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大力发展一批重点中小学校，使之成为具有示范性、实验性的学校。这类学校逐渐形成为国家重点、省级重点、市级重点、区级重点及县级重点中小学校，而无论是经费投入、办学条件，还是教师资源、教育质量等方面，这类学校均优于普通中小学校。一般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