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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冯友兰中西哲学比较研究 　　摘要：冯友兰的中西哲学比较研究与其哲学思想的发展过程有着内在的关联。20世纪40年代之前，其对中西哲学之关系的看法存在一定的偏颇。或强调中西之异，或突出中西之同；此后，随着哲学思想逐渐成熟，冯友兰对中西哲学之关系问题的认识达到辨证综合的阶段，开始扬弃此前的相关思想，将中西哲学之同与异、中国哲学的世界性与本土性，作了理性的综合；中西哲学被置于一平等的地位，二者的对话和交流不再是单向的，而是真正实现双向的互动。冯友兰的中西哲学比较研究蕴含深刻的经验教训，对于当前开展中西哲学的比较、对话、会通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冯友兰；中西哲学；比较研究 　　中图分类号：B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1)09-0050-04 　　 　　冯友兰的中西哲学比较研究有不同的发展阶段，在不同的阶段，其所关注的问题亦是不尽一致的。从20世纪20年代旅美留学开始到博士论文发表之前是第一阶段，此时的冯友兰对中西文化及其哲学之关系问题的认识，尚未超越当时流行的见解，主要是从地域的不同来解释中西文化及其哲学之异。在博士论文完成之后至20世纪30年代末为第二阶段，冯友兰开始超越前一时期的见解。更加关注中西文化及其哲学之同，这种转向在哲学观上的表现即是信奉普世化的哲学观，把西方哲学视为哲学的典范、标准，以此范围、进退、剪裁中国哲学，以追求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为主要的工作。20世纪40年代之后，冯友兰对于中西哲学的看法达到辩证综合的阶段，开始扬弃此前的相关思想，不仅讲中西哲学之同，亦讲中西哲学之异，不仅追求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亦注重发掘中国哲学之“民族底”方面，中西哲学被置于一平等的地位，二者的对话和交流不再是单向的、而是真正实现双向的互动。关于前两个阶段冯友兰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主要特点、意义和局限。笔者已经撰文作了专门探讨，本文主要关注的是其第三阶段(即20世纪40年代之后)中西哲学比较研究的问题。 　　 　　一、论中西哲学的差异 　　 　　对于中西哲学的差异问题。冯友兰在不同的思想时期都有所论列。例如在博士论文发表之前，认为中西文化及其哲学的差异是种类的差异，中国是“内向的”，西方是“外向的”；在20世纪20、30年代，则持一种普世化的哲学观，以西方哲学为“典范”和标准来范围、剪裁中国哲学，指陈中国哲学的弱点，认为中国哲学的宇宙论、知识论都未有充分之发展。在方法论上欠缺理智的、逻辑的方法，形式上缺乏谨严的系统，等等。冯友兰上述诸种对于中西哲学之差异的观察，虽不能说毫无所见，但是我们认为，他在20世纪40年代之后对于中西哲学之关系问题的认识，相对而言，更加深刻、全面，从一定意义上说，是扬弃了前两个阶段的优缺点，达到了辩证综合的阶段。与此前在西方哲学中心观的笼罩下片面强调中国哲学的现代化而忽视其民族性的向度不同，在此一阶段，冯友兰在比较中西哲学之异同时，更注重发掘中国哲学之“民族底”这方面的内涵。 　　 　　(一)　论哲学之功用在于提高人之精神境界 　　与此前以西方哲学为哲学之典范、倡导普世化(实质是西方化)的哲学观不同。冯友兰在此一时期对哲学之精神和特质的理解，更多地打上了中国哲学的烙印。与此前强调哲学与科学的联系不同。在此一阶段，冯友兰受中国哲学精神的影响，更注重哲学与科学之异。借用道家关于“为学”与“为道”的说法，冯友兰认为科学是“为学”，因其能增加人之积极的知识，哲学(特别是形上学)则是“为道”，因其不能增加人之实际的知识，只能提升人之精神境界。“为学与为道，是有分别底。用我们的话说，为学是求一种知识，为道是求一种境界。”“哲学，特别是形上学，它的用处不是增加实际的知识，而是提高精神的境界。”“形上学的功用，本只在于提高人的境界。它不能使人有更多底积极底知识。它只可以使人有最高底境界。”严格地说，哲学与形上学当然是有区别的。冯友兰亦曾指出“形上学是哲学中底最重要底一部分”，但在此处仍将二者联用，只能解释为冯友兰是出于区分哲学与科学之功用的意图。 　　按照《新原人》的说法，由于人对于宇宙人生的觉解程度不同，因而每个人所有的精神境界亦不尽一致。一般言之。人所可能有的境界可分为四种：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在冯友兰看来，所谓哲学或形上学能提高人之境界，主要是指通过学习哲学或形上学而使人达到道德境界或天地境界。因为处于自然境界或功利境界的人，对于人之所以为人者并无觉解或有甚少的觉解，实质上还处于一种自然的状态，用冯友兰的话说，即是“自然的赐予”，而非“精神的创造”。既然如此，自然境界或功利境界就是不需要任何学习即可达到的境界，所以也用不着哲学或形上学的提高。相对而言，道德境界或天地境界是有较高觉解的两种精神境界，人要达到这两种境界便需要哲学或形上学的帮助。“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