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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刑事侦查中诉讼程序价值追求 　　摘 要：我国刑事诉讼传统线型流水化作业方式以“侦查为中心”的制度模式导致了刑侦权能不断扩张，并由此引发了诸如庭审虚置化等一系列问题。伴随技术侦查措施写入新刑诉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出台，诉讼正当程序也在向以“审判为中心”的改革演进中对刑事侦查工作提出了新要求。刑侦工作规范化、法治化运行是体现其内在价值追求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刑事侦查；技术侦查；价值追求 　　传统刑诉模式下，以打击犯罪和发现真实为价值追求的目标超越了对诉讼程序正当性的要求和对以审判为中心的必要尊重，在以案件事实或发现事件真相为实现“治罪”目的的裹挟下，诉讼程序设立目的演变为单纯的为打击犯罪而运行。刑事诉讼变成了检警一体化发展，并与法院相互配合，共同实现“治罪”目的的过程。?@无疑与现代刑事诉讼以“审判为中心”的发展趋势相悖。那么，在新刑诉法写入技术侦查并不断强化侦查措施的今天，如何使刑侦工作更好的体现正当程序并实现诉讼追求的价值目标，则是亟需回答的现实问题。 　　一、 侦查中心主义模式下的弊端及改革必要性 　　刑事审判要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适用法律规范进行裁判。那么查清案件事实或发现真相就显得尤为重要。在过去的司法实践中，不论中西方，查明案情和作出裁判的职能都由主持审判的司法官或行政官行使，且一般都通过法庭上讯问当事人和证人的方式进行，偶尔也走出法庭调查取证。随着西方国家刑事司法职能专业分工不断细化，产生了各自负责犯罪侦查的警察，公诉的检察官，审判的法官。与此相应，刑诉过程也被分为侦查、起诉和审判三阶段。由于起诉只是诉讼中间过渡环节，侦查和审判自然成为刑诉中心问题。在欧洲大陆国家从“弹劾式”向“纠问式”诉讼模式转变发展过程中，逐步确立了法官代表国家对扰乱社会秩序和犯罪的嫌疑人追诉追责的模式，这种模式是由预审法官搜集获取的各种证据，且主要是书面的证言和口供，将其作为起诉的依据并作为审判法官定罪量刑的主要依据。法庭上，法官基于预审案卷材料对被告人进行最后讯问，无须实质性审查，甚至无须证人出庭作证，就可做出判决。这样的模式导致法庭审判流于形式。决定诉讼结果的中心环节是预审环节，其实质即后来演变而成的“侦查中心主义”模式。 　　在侦查中心主义模式下，警察为尽快实现打击犯罪的功利目的，其所搜集的证据将被作为检察机关起诉和法院审判的重要依据，而这些证据由于缺乏法庭充分、必要的调查与质证，就轻易成为被告人被定罪量刑的依据，实际上这是以侦查预审代替庭审，以正式起诉宣告有罪的轻率表现，法庭审理环节彻底被搁置一边，或成为一种“走过场式的形式表演”。 　　这种模式下，刑事侦查成为整个诉讼进程的起点和终点，检警一体，法院配合。刑事诉讼的目的由规范诉讼进程，保证刑法正确适用变成了纯粹的“治罪”进程，一旦嫌疑人被立案侦查进入司法程序，其将很有可能被判有罪并承担刑责。由于侦查手段有限并限于查明事实的主客观条件，此诉讼模式下，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难以得到有效的排查与认定，易出现一边倒的片面特征，进而由于证据的片面误导致使误判，出现冤假错案。基于以上弊端，侦查中心主义模式亟需朝着以“审判为中心”模式转变。以“审判为中心”模式是在西方“抗辩式”诉讼模式下发展出的产物，控辩双方都有权利调查案件事实，各自形成证据链，在法庭主持下平等抗辩，进而通过法庭审判活动查明案件事实，并依法庭所认定证据进而实现定罪量刑。① 　　这种诉讼模式要求刑侦工作服务于法庭审判。任何案、事件经由警察侦查过程中形成的一切证据须由法庭最终做出梳理认定，并经辩方的质证，为法庭所采纳方可作为最终定罪量刑的依据。这就凸显了法庭的中心立场，在查明事实真相不可能百分之百确定的情况下，通过正当的程序排除非法证据认定事实，凸显追求正义的审判价值追求就显得弥足珍贵。 　　二、“审判中心主义”立场下对刑事侦查工作的新要求 　　刑诉模式向现代的“审判中心主义”立场转变过程中，首先要确立以法庭审判为核心、树立法庭最高权威观念，任何嫌疑人未经法庭通过正当程序审理不得确定有罪，并以更加严格的证据审查与排除制度，构建法官直接审查证据的规则。通过树立庭审最高权威，从而形成制度倒逼，使刑侦工作转变角色定位，服务审判这个诉讼中心工作。在庭审至上这样的立场下，实际对刑侦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但也应看到，新刑诉法在写入技侦措施并在两高出台了一系列司法解释后，作为犯罪秘密侦查手段的一种重要措施，其适用对象的模糊性和一系列缺乏严格限制规定的授权，使这一侦查措施规定广受诟病。笔者认为“审判中心主义”观念立场对以技侦措施为代表的刑侦工作提出了以下几点要求： 　　一是审判中心主义要求侦查措施应具有“程序法定”、手段“正当性”的表征，以便在庭审过程中对在侦查中形成的证据能够经得住质证考验并被合法认定。但以“技侦”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