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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猫眼中儿童游戏 　　[摘 要]加拿大女作家阿特伍德在其小说《猫眼》中，揭示了儿童交往中的阴暗面。主人公通过儿童游戏来塑造社会自我(指社会规定的自我形象)，却只能以失败告终。游戏中渗透的男权至上思想决定了女性追求社会自我的不可实现性。 　　[关键词]阿特伍德；《猫眼》；儿童游戏；社会自我；悖论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604(2008)05-0080-03 　　 　　加拿大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一直以当代“加拿大文学代言人”[1]419的身份活跃在世界文坛。她的作品主题鲜明，独具一格，于平直中见深邃，于嬉笑怒骂中见沉重，“反映了作者对人类命运(特别是女性命运)、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对生命的价值的独特思考”[1]429。而小说《猫眼》的发表，则再一次向世人证明了阿特伍德的实力，它被誉为“阿特伍德到目前为止(1988年)最具艺术成就的小说”[2]17。 　　《猫眼》讲述了中年女画家伊莱恩在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多伦多举办为期1周的画展时，对往事的回忆和反思。对童年生活绘声绘色的描写，尤其是对小女孩特有的言谈举止传神的刻画，成了该书的一大特色。而作为儿童主要活动方式之一的游戏，则构成了小说中小女孩之间交往的重要媒介。本文将在分析儿童游戏的基础上，探讨小女孩如何通过游戏塑造其社会自我(指社会规定的自我形象)和这种塑造的不可实现性，揭示出女性追求社会自我的悖论。 　　 　　一、女性社会自我形象的塑造 　　提及游戏，我们的思绪会不自觉地回到童年――每个人珍藏在记忆中一去不返的纯真时代。我们习惯于把童年等同于不谙世事的天真，把游戏看做是人类最单纯的活动。《猫眼》的与众不同，不仅在于作者用超过一半的篇幅来描述主人公10岁以前的生活，也是因为它深入挖掘了所谓“天真烂漫”的小女孩形象的阴暗面： 　　在8岁至11、12岁的同性孩子之间的交往，尤其是小女孩之间的交往，往往容易为人忽视，被认为是无关紧要。然而，当你与女人们交谈，涉及这一话题时，你会得到不同的回答[3]。 　　正是这不同的回答，在作家的笔下，铺展成一段不堪回首的童年往事。 　　在弗洛伊德看来，游戏是孩子们渴望长大成人，因而模仿成年人生活的儿童活动。看似单纯的模仿却是儿童接受成人世界中各种社会规范，并以此自我约束和相互约束的过程。因此，看似无邪的游戏，实则承载着社会规定的，人们必须遵守并付诸实践的种种规则和目标。而小说中渗透着社会价值观(主要指社会对性别差异的强调)的儿童游戏，则决定着主人公自我形象塑造的不可实现性。 　　主人公伊莱恩在举家迁往多伦多之前，与哥哥在北方丛林中玩的各种游戏，可以说是小女孩懵懂无知的心态的写照。在这类游戏中，小伊莱恩意识不到自己作为女孩与哥哥的差异，天真地以为这便是生活的常态。自我形象这一概念，对她来说，是完全陌生的。 　　然而这种纯真注定要离她而去。小学课本里所展现的家庭生活，与伊莱恩一家相去甚远。书本和现实的差距令她不禁对自己的生活产生了疑虑，而插图中优美的小姑娘的形象，更是让小伊莱恩自惭形秽。临摹那些图片中的小姑娘则成了她“成长为女人的学徒期，通过模仿‘正确’的仪态和穿着来达到社会期盼的那种‘适宜于’女孩的优雅和精致”[2]40。从童年开始，所谓的女性形象，就已经借助着种种社会教化，灌输给小女孩。 　　在加入多伦多的小女孩圈子之后，伊莱恩意识到自己需要改进，“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需要再添置几件衣服”[4]46。她渐渐不再参加过去与哥哥常玩的游戏，而是改为与女孩们在室内玩，“起初我都觉得怪怪的很不自然，好像我只是在模仿女孩子玩一样。不过很快我就习惯多了”[4]49。游戏，不再是儿童随心所欲的创造性活动，而是带有明显性别特征的活动，它们以性别为基准定义着儿童的个体身份，规定着儿童应扮演的角色。 　　拼贴画游戏让伊莱恩了解了什么才是社会所期待的女性形象。这些剪贴而成的“夫人”形象刻板而虚假，充满着不切实际的完美。正是游戏中这些让女孩们争相模仿，但与伊莱恩个性格格不入的“标准”女性形象，迫使她与伙伴们的交往变成了一种表演，就连“[她]的笑[也]是一种表演，是想紧紧抓住的一种常态”[4]188。可见，性别角色决定了女性“外在行为与内在真实体验之间的[必然]矛盾，[决定了她们的]社会身份与具有独立精神人格的自我之间的深刻冲突”[5]35。 　　当伊莱恩的施虐者――小说中另一主要人物――科迪莉娅出现时，游戏从自我约束，演化成了伙伴们相互约束的借口。女孩们以帮助伊莱恩改进为名，对她的一言一行无不横加指责和嘲讽。这种所谓的“改进”游戏令她无所适从，极度自卑，在评判的眼光下度日如年。游戏成了孩子们管束小伙伴的重要手段，其背后是一套严格规范的社会行为方式。任何背离这类“常态”的言行都将受到排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