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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孟子之思道德价值 　　摘要:在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上,“心之官则思”的提出具有重要意义。当前,人们对“思”之内涵理解主要有“理性认识”与“价值内省”两种面向。但就孟子思想的整体精神气质而言,其“去蔽明德”与“有所得”的内涵规定具有丰富的道德意蕴,其择大体、通天人的道德作用推动着儒家德性之知向形上层面的发展。 　　关键词:心;思;明;德 　　中图分类号:K234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09)28―0143―03 　　 　　四端之心谓有征知的道德心之体。在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中,有心之体必有心之用。“体用”常见于“唐宋以至明清的哲学著作中”,但其渊源亦在先秦时代[1]。孟子在尽量勾勒道德心体形象的同时,对心之用也有所阐发。在“心之官则思”一句中,“官”为能为用,“思”是对“道德心”之用的明确表述。无疑,孟子提出“心之官则思”在中国传统认识史和伦理思想史上都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心官之“思”的确切含义却在此共识下历来为学者们所争议:从认识论入手的学者大多认为心官之“思”代表着“理性思维能力”,“耳目之官”与“心之官”的区分即把认识划分为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而从中国哲学和伦理思想史入手的学者尽管承认心与思维有关,但更倾向于将“思”的含义限定于对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的反思。从传统认识论和伦理学的交汇点来看,心官之“思”兼俱二者,但就《孟子》文本整体思想而言,“思”之道德价值更为突出。 　　 　　一、德蕴之思 　　 　　孟子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孟子?告子上》)耳目“不思”则蔽,心“不思”则不得,那么,“思”的作用在去“蔽”与有所“得”。“蔽”通常被解释为障蔽、遮掩。其实,“耳目之官蔽于物”是耳目之功能发挥受到了外物的“阻塞”。 而心官之“思”是“本心所发之超越而总持之妙用,能提住耳目、主宰耳目,而不为耳目所囿所拖累。”[2] 耳目之官的“阻塞”如同野生的茅草阻塞了闲而不用的山间小径(《孟子?尽心下》),是一种无意识的自然状态。而心思之去“蔽”则既可以是有意地内自省察,也可以是无意地自在通明。“得”与求相关。而《孟子》文本中“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与“求则得之,舍则失之”的对应,则暗示了“思”与“求”的内在一致性。因此,在去“蔽”层面上,“思”可理解为“通”与“明”,在“得”层面上,“思”有虑求的向度,作为一种综合知能,“思”不可能是单一的直觉感知或纯粹的理性辨识。“去蔽”与“得”的意义,不在何者为重为先,而在彰显思之心的道德意蕴。 　　心思去蔽具有明德之义。任何一种正确的客观认识都必须以真切的现实为前提。因此,心之思作为一种认知能力,理应具有去蔽的作用。此“去蔽”不只要清除茅草阻塞的假象,更要排除“外物之引”使认识能力之箭有力地射中标的处。一方面,排除“外物之引”要专心,专心方能致志。“使弈秋诲二人弈,其一人专心致志,惟弈秋之为听。一人虽听之,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思援弓缴而射之,虽与之俱学,弗若之矣”(《孟子?告子上》),此专心致志与智能差异无关。另一方面,射之有效性也在身心之正。所谓“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发”(《孟子?公孙丑上》),发之中与不中,可能与射之力量强弱有关,但主要在箭之出发点的正和偏。只有射者的“正”和箭的“直”有机结合,才能一举“中的”。所以,“去蔽”不仅讲求专心,所专之心还要“正”。 　　箭射中目标可谓“致志”有得。那么,“思则得之”之“得”何谓?唯有“理义”二字。“理义”既是心思的“标的”也是心思之所得。孟子认为,“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孟子?告子上》)即在明确官能司职的情况下,只有“理义”是心思的“标的”。“思”的结果有求得与求而不得两种情况,但“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无益于得也,求在外者也。”(《孟子?尽心上》)作为“求在我者也”,心之思显然属于“求则得之”。故以“理义”为“标的”的思求,其得亦必为“理义”。而“人心之所同然”的“理义”也即人之性命道德[3];“悦”理义之心,就是“知”理义之心[4]。 　　心官之“思”去蔽明德,因理义之“得”而德、知并举。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思”以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为体即建立于道德情感之上,不仅不排斥理性反而对理性有所提倡。蒙培元先生认为,孟子提倡的理性,既不是认知理性,也不是工具理性,而是一种以道德情感为依据、以情感的充分实现为目的的目的理性[4]。这种与道德心思密切相关的理性,虽以“理性”为名,但绝不同于西方科学研究之理性思考。心官之“思”道德意蕴丰富,无怪乎王夫之感叹“孟子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