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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北洋集团在辛亥革命进程中作用及评价 　　摘要：北洋集团在辛亥革命中扮演了双重的角色：既是革命的推动者，又是革命的终结者。一股本质上反动的政治势力，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却客观上成为革命的推动力量，这正是中国近代历史的吊诡之处。 　　关键词：北洋集团；辛亥革命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269(2011)02-0056-04 　　 　　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第一次民主革命。这场革命推翻了中国延续2000余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亚洲历史上第一个共和政体――中华民国。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观念在中国深入人心，为中国近代的历史进步准备了条件。 　　但是，辛亥革命没有能使中国摆脱半殖民地的历史命运，政权最终落到了代表封建势力的袁世凯北洋集团手中。从这个意义上讲，辛亥革命的结局是悲剧性的。 　　由于辛亥革命的悲剧性结局，如何评价袁世凯北洋集团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就成为一个极具争议性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两种倾向，一种在揭示北洋集团反动性的同时，完全否认其在推动革命发展和推翻清王朝上所起的客观作用，而将其视之为一伙窃取了辛亥革命果实的窃贼；另一种倾向则相反，在承认袁世凯北洋集团在辛亥革命中的客观推动作用的同时，竭力试图将其论证为一种“进步”势力(后一种解释近些年颇为流行)。这两种解释都带有强烈的主观性。它们忽略了导致辛亥革命成败的一个极其关键性的因素，即革命的力量构成。辛亥革命能够实现推翻清朝统治，建立民国，实质上是三股力量（革命党、立宪派和北洋集团）从不同方向产生的合力共同推动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种力量构成决定了革命的结局。因为一场革命的发展和归宿很大程度上总是由推动它的力量来决定的。在这中间，袁世凯北洋集团扮演了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可以说，没有这股力量的参与，辛亥革命的结局很有可能是另外一个样子。这股势力在政治本质上是一股反动势力，但在革命过程中却又在客观上扮演了革命推动者的角色。这种实质上和表现上的悖反使得北洋集团在辛亥革命进程中扮演的角色具有两面性，这种两面性决定了北洋集团在辛亥革命进程中的作用也同样具有两面性，而正是这种两面性决定和影响着辛亥革命的结局。 　　一、取而代之的力量――北洋集团与满洲亲贵集团的对立 　　袁世凯北洋集团是清朝统治的最后十年间发展起来的一股政治势力。这股势力是在清王朝走向衰亡的道路上迅速崛起的。 　　列宁曾经说过，革命到来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统治阶级再也不能按原来方式统治下去了。袁世凯北洋集团的崛起本身就证明了清王朝的统治秩序已经发生了严重紊乱（在清朝正统的封建政治秩序下是不可能有北洋集团这种政治势力的位置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后面进行分析）。这股势力的出现必然会在相当大程度上打破清朝统治集团内部的平衡，导致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加剧。 　　到辛亥革命前夕，北洋集团已发展成为清朝统治阶层内部一股举足轻重的力量。这股势力控制了中央政府的军事、外交、警务、路矿、财政金融等诸多要害部门、北洋新军和北方数省，对于掌握统治权力的满洲亲贵集团而言，这股力量已成为一个潜在的威胁性力量。 　　北洋集团与满洲亲贵集团的对立并不仅仅是统治集团中两个派系之争，而且是整个清朝统治阶层中满汉矛盾的集中体现。满洲亲贵集团是一个人数很少的既得利益集团，凭借种族血缘获得的政治特权维系统治地位，其权力基础和社会基础都极其脆弱。因而其在统治策略上不得不实行双重防范的方针，既要压制体制外的变革力量（革命党、立宪派），又要防止体制内的威胁力量（汉族官僚实力派）生成。因此，这个集团在政治上的妥协空间很小，对他们来说，既得利益就是全部利益。他们在政治上既极端保守又极端敏感，对任何制度变革的企图都竭力予以抵制，唯恐任何制度变革危及自己的特权地位。这种顽固性愈到后来、愈是感到自己力不从心就愈是表现为一种不可理喻的偏执。1909年将袁世凯开缺回籍与1911年5月“皇族内阁”的出台就证明了这一点。本身为满人的宁夏副都统志锐在其奏折中就坦承：“近年更调，实有欲尽易满人之势，举动为人所料，谓之无成见，无畛域，其谁信之?” [1]这样，北洋集团与满洲亲贵集团的对立又进一步激化了满汉矛盾，最终构成了满清统治集团上层斗争的一个死结，这个死结使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始终无法协调并愈演愈烈，最终涣散和分裂了整个统治阶层。一旦危机来临，清王朝就再也不可能象当年对付太平天国那样集中力量应对革命，反而面临着一个分崩离析的局面。 　　作为清朝统治阶层中一股迅速爆发的势力，北洋集团具有这样一些特点： 　　（一）以军事实力为后盾。北洋集团依靠编练新军起家，枪杆子是其最大的本钱，正是在编练新军过程中，袁世凯网罗了一批亲信，构成了北洋集团的核心骨干。通过编练新军，北洋集团掌握了清朝最精锐的一支武装――北洋军，成为袁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