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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集聚及外溢对中国经济发展效率影响 　　摘要：基于1996～2011年省际面板数据随机前沿模型计算结果，运用空间计量、协整回归及因果检验实证分析异质劳动与资本集聚对我国经济发展效率的影响机制。结果发现：资本集聚通过影响生产规模中的要素再配置而与规模效应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替代关系，以调整技术进步速度和方向；生产率的提高不在于技能劳动集聚，而在于技能劳动集聚对技术效率和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资本集聚与技能劳动集聚的非协调演进导致技术进步与人力资本匹配失当是规模效应提高和生产率增长的最大掣肘因素，宏观上表现为规模经济扩张与规模经济效率下降共存。 　　关键词：要素集聚及外溢；空间计量分析； Granger因果检验 　　DOI：10.13956/j.ss.1001-8409.2016.07.06 　　中图分类号：F06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409（2016）07-0024-06 　　Abstract： Based on provincial panel data from 1996 to 2011， this paper analyzes heterogeneous factors agglomeration and their different spillover effects on Chinese economic efficiency by stochastic frontier model. Results show that， firstly there are substitu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production scale. Secondly， productivity improvement is not in skilllabor concentration， but in technical efficiency and spillover effect of human capital. Thirdly， improper matching between technological progress and human capital is the maximum constraints to productivity growth. 　　Key words： factor agglomeration and spillover； spatial econometric analysis； Granger causality test 　　引言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深入和生产要素流动性增强，地区间要素禀赋非均衡分布越发凸显，大多数人口、就业及经济要素在部分地区高度集聚形成所谓的“集聚经济”。然而，集聚经济未必是经济集聚，劳动、资本和技术等生产要素的非均衡集聚致使生产力空间梯度推移粘性，进一步拉大区域发展差距。不少学者发现，我国经济规模在不断扩大，但规模经济效率不显著甚至出现负效应[1，2]。 　　作为现代经济活动特有的一种资源配置方式，要素集聚是生产要素在整个经济活动空间实现优化配置的体现。尽管空间集聚与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基本支持二者互为因果关系，但实证研究表明空间集聚与经济增长之间并非总是简单、确定的正相关关系[3，4]，产业空间集聚规模存在着最佳边界[5]，我国东南沿海制造业已出现集聚过度现象，要素拥挤引致配置效率损失破坏了规模经济性[6]。上述研究很少区分要素、企业和产业集聚差异，忽视要素集聚是产业集聚的前提条件，难以从要素集聚及其拥挤效应的角度诠释空间集聚的增长效应，更无从区分异质性集聚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方式差异；在空间集聚指标选择上，又常把产业集聚等同于资本、劳动、技术等生产要素集聚，忽视产业集聚是集聚与非集聚要素的再配置过程而并非单一要素集聚本身，故而对产业空间集聚效应的研究难以从要素组合匹配视角揭示集聚适度规模的微观形成机制。 　　有学者探讨了空间集聚对中国经济效率的影响途径，所得结论存在差异。有的认为产业空间集聚主要通过推动技术进步来提高TFP增长率；有的认为是通过提高技术效率来影响TFP增长；周圣强[7]的研究表明，集聚度与TFP存在倒U型关系意味着产业集聚不一定总是带来经济效率。上述文献不足之处在于：一是忽略了作为资源配置手段的要素流动及集聚对集聚地要素结构存量的冲击， 　　尤其是要素配置因素的交互影响，难以评估集聚与非集聚要素的匹配对经济效率的影响方向；二是忽视流动要素异质性及其外溢效应差异而将要素集聚效应和外溢效应独立开来。相当于仅把TFP增长率看成是要素集聚效应的函数，而将要素外溢效应归入随机误差项，这种简化处理的前提是要素集聚与要素外溢不相关，因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