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陶渊明对宋初三体诗创作影响.docVIP

论陶渊明对宋初三体诗创作影响 　　摘 要：历来论者言及陶渊明在宋代的影响，多以梅尧臣始。然细察史料可知：梅尧臣前的宋初六十年，以“宋初三体”为代表之文人，就已开始接受陶渊明之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宋初三体”对陶渊明诗风和人格的不同解读，使宋初诗坛呈现丰富多彩的面貌，这为宋代乃至宋代以后的各朝诗歌稳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具体而言：白体诗师法陶渊明之吏隐态度，提倡知足保和、洁身自高的“中隐”态度，在诗作中表现为言行不一；晚唐体学习其洁身自好、情趣高雅的隐士之风，以不恋尘俗的隐士形象追求“小隐”的境界，使心灵与行为合一；西昆体对陶渊明的偶尔标举，主要是一种附庸风雅，其欲兼得仕禄与隐名之投机心态，可称之为“大隐”。 　　关键词：陶渊明；白体；晚唐体；西昆体 　　作者简介：蔡龙威，男，吉林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7.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7）04-0129-06 　　宋初重文抑武，文官治理国家。《宋史?文苑传序》曰：“自古创业垂统之君，即其一时之好尚，而一代之规?恚?可以豫知矣。艺祖革命，首用文吏而夺武臣之权，宋之尚文，端本乎此……自时厥后，子孙相承，上之为人君者，无不典学；下之为人臣者，自宰相以至令录，无不擢科，海内文士彬彬辈出焉。”[1]（P12997）与此同时，宋代统治者所建立的中央政治的高度集权属性对文人的束缚和抑制也是空前的。明显的例证就是在唐代科举框架的基础上进一步改革科考的内容，将对儒家典籍的阐发和运用作为考试的唯一内容和录用的唯一标准，这对士人自由思想的表达和人格的独立产生了极大的压抑和制约。此种氛围和条件下，既然无法达到传统儒家士大夫之兼济天下的宏愿，那么在短暂的一生中实现自我的个体价值就成为宋代文人的共同选择。于是，宋代士人的价值观开始由注重外部事功转向对精神人格的追求，进而达到人生的自由境界，亦是隐逸所追求的最高境界。于是，宋代士大夫的生存选择自觉地与隐逸联系起来。 　　隐逸思想源于先秦时期。这一时期归隐于溪涧山林之士更为注重对独立人格的坚守，这些隐士的行为举止被后世冠之为“小隐”。同时，庄子还在《刻意》篇中具体描写了小隐者的生活：“就薮泽，处闲旷，钓鱼闲处，为无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闲暇者之所好也。”[2]（P152）由此可见，此时的隐逸是一种纯粹意义上的归隐山林，这些“小隐”之隐士有一个共同特征：甘于清苦淡泊，坚守本真自我，与世无争，希冀借周围清幽的环境忘却世事繁杂，其与出仕是截然对立的两极。 　　魏晋之际，一些士人希望既能归隐山林又能够无生计之虞。为了解决这两难的困境，于是有了身在庙堂之上而心驰江湖之中的“大隐”。“大隐”既不必舍弃官位爵禄，又可坚持士人的独立人格操守。此时的仕和隐已经出现了相互转换的可能： 　　得志于?r而谋天下，则好《管》、《商》；失志于时而谋其身，则好《庄》、《列》。志虽?，智虽僻，操行虽矫，未有通而尚清狂，穷而尚名法者也。管、商之察，庄、列之放，自哲而天下且哲之矣。时以推之，势以移之，智不逾于庄列、管商之两端。过此而往，而如聩者之雷霆，瞽者之泰华，谓之不愚也而奚能？故曰哲人之愚，愚人之哲也。然则推而移嵇康、阮籍于兵农之地，我知其必管、商矣；推而移张汤、刘晏于林泉之下，我知其必庄列矣。王介甫之一身而前后互移，故管商、庄列道歧而趋一也。一者何也，趋所便也，便斯利也。[3]（P135） 　　因此，隐逸和仕宦之间也就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了，但此时的“大隐”实际上是贪恋富贵而畏惧穷困的“伪隐”，所谓“隐”只是他们沽名钓誉的托词和工具而已。 　　到了唐代，白居易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进一步消弭了仕与隐之间的距离，他一方面强调在隐逸氛围中作为个体的自由和超验体悟，另一方面又坚持对仕宦俸禄的需求，故而，“中隐”之概念就应运而生。按照“中隐”的含义，最为理想和务实的方式是在没有官场俗务繁杂的同时，又能有供奉保障的“中隐”生存状态，正所谓“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4]（P1765）。 　　至宋代，在三教合一的特殊文化背景下，宋人在上述隐逸思潮的基础上，对“古今隐逸诗人之宗”[5]（P13）陶渊明隐逸思想的解读呈现多彩迥异的面貌。历来论者言及陶渊明之影响，亦多以“渊明文名，至宋而及”[6]（P88）断，且以“变晚唐卑陋之习，启盛宋和平之音”[7]（P1169）之梅尧臣作为宋接受陶渊明之始。然细察史料，可发现：在梅尧臣之前的北宋初期的六十余年，以“宋初三体”为代表之诗人，就已经开始接受陶渊明之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宋初三体”对陶渊明诗风和人格的不同解读，使宋初诗坛呈现丰富多彩的面貌，这为宋代乃至宋代以后的各朝诗歌稳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具体而言：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