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讼时效法定性解析.docVIP

诉讼时效法定性解析 　　[摘要]由于诉讼时效制度所内含的剥夺权利性格，本质上需要对其施加一定的约束，也即诉讼时效的法定性要求。目前立法与学界常以诉讼时效的公益性为基准看待诉讼时效的法定性，其态度主要有绝对禁止主义、相对禁止主义与允许变动主义。在我国的特别法律环境下，相对禁止主义具有可采性。 　　[关键词]诉讼时效；法定性；相对禁止主义 　　[中图分类号]D9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09)06-0181-03 　　 　　一、学界关于诉讼时效法定性的认识 　　 　　时间的概念广泛存在于一切法律界域，因此，法律无法回避因时间流转而衍生的影响。诉讼时效制度正是法律就时间因素对法的规范效力以及法律关系的影响所提炼的专门制度。诉讼时效的规定借助督促权利人行使权利等表征，构成了权利的一种本质性限制而成为整体权利体系的重要规范。在适用诉讼时效制度的国家，基于该制度本身的特性，往往存在某种强调其法定性或者说强行性的倾向，即认为：诉讼时效的期间、计算方法以及中止、中断等障碍性事由应当一概由法律予以明确规定，当事人既不能以其约定排除诉讼时效的适用或预先抛弃时效利益，也不能自行约定变更时效的期间或计算方法，否则与此强行性规定相抵触的行为将在后果上丧失法律的效力。 　　对于诉讼时效制度，究竟应否坚持其法定性或者说强行性，即必须遵循严格的法律规则而不能对其任意变动?对此仍存在不同的见解。 　　一是绝对禁止主义，即认为诉讼时效制度属于强制性规范，不允许有任何形式的变动。采该观点的基本理由是：诉讼时效的适用关系到公益，如果允许变动则对其造成损害。据此许多国家，尤其是大陆法系的国家，民事立法中对诉讼时效作出强行性规定，不允许当事人乃至法院以任何形式予以变动。采取此种模式的有：意大利民法典第2936条，法国民法典第2220条，俄罗斯民法典第198条，日本民法典第146条等。此外，希腊民法典第275条(该法第279条规定，禁止通过约定除斥期间以间接缩短法定时效期间)和加拿大魁北克民法典第2884条也采纳此种严格模式。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147条规定：“时效期间，不得以法律行为加长或减短之。并不得预先抛弃时效之利益。”同时在其立法理由中指出：“凡以法律行为约定，将来时效完成时自愿抛弃其因时效完成之利益者，其约定为无效，盖为保全公益计也”，主要就是在宣示时效规定的公益性及强行性。 　　与此种立法态度相适应，许多学者也主张该种强行性。如黄立先生认为，台湾民法的上述宣示时效强行性的规定仍然应当保留，因为在社会上已经有许多企业经营者，企图以契约条款变更时效的规定，例如商品礼券中常有记载，该礼券的有限期为发行日起半年内有效，其实是对法律规定的违反。企业经营者企图以短期时效的方式，缩短消费者可以请求行使购买或使用权的期间，在有强制规定时，尚且如此，若一旦解禁，消费者权益将完全丧失。梁慧星先生也主张：民法关于时效的规定具有强行性，不得由当事人依自由意思予以排除，时效期间不得由当事人协议予以加长或缩短，时效利益不得由当事人预先予以抛弃，其关于排除时效适用、变更时效期间或预先抛弃时效利益的约定，依法当然无效。 　　二是相对禁止主义，即在坚持诉讼时效的法定性与公益性的同时，有条件地允许时效期间长短的变动。最典型的立法态度为，禁止加重诉讼时效期间，变动时效期间的行为在效果上不得于义务人及公益有损。又可分为如下三种情形： 　　(1)允许缩短诉讼时效期间以维持公共利益。该观点承认诉讼时效制度的公益性，认为如果允许当事人或者法院任意加长期间则有害于公益，应当禁止；但如果缩短期间，则仅加重了当事人的责任，于公益无不良影响，应当被允许。如德国民法典(旧法)第225条规定：“时效不得以法律行为排除或加重之。但时效之减轻，尤其是时效期间之缩短，则许可之。”但新法第202条及第444条对此予以限制。德国债法现代化法第202条对时效期间缩短的适用作出了进一步的限定，“因故意而造成责任时禁止通过法律行为事先减弱时效”；同时对禁止加重的态度有所缓和，不像原法一样采绝对禁止态度，而是“禁止通过法律行为加重时效期间至从法定时效开始起算超过30年。”而新法第444条规定：“以协议排除或限制买受人的瑕疵权利的，以出卖人恶意不告知瑕疵，或其已就物的性能承担担保为限，出卖人不得援用此种协议”。即在出卖人恶意或存在保证的情形，不得减轻。由此有学者评论道：该规定的目的在于，出卖人一方面慷慨地作出承诺，一方面经由缩短期间的后面，掏空了原先的承诺。由于在德国实务上，早已经通过迂回的途径使延长时效期间合法化，因此在前述德国“讨论草案”时，就已经将此事实状态列入考量，其目的也在于大幅调降消灭时效期间后，给当事人以较多的私法自治空间。 　　(2)禁止约定长于法定时效期间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