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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农村民间组织管理中困境 　　摘要：农村民间组织管理既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重要任务，也是我国民间组织管理中的一个难点。实现农村民间组织管理的规范化和专业化，必须突破存在和面临的各种管理困境。本文简要分析了我国农村民间组织管理中的六大困境：认识困境、态度困境、体制困境、制度困境、能力困境和统计困境。 　　关键词：公民社会；农村民间组织；管理困境 　　中图分类号：C912．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09)02―0054―05 　　 　　农村民间组织的蓬勃发展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农村公民社会发育成长的重大成就，快速增长的农村民间组织既是农村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和农民再组织化的产物，也是进一步推进农村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和农民再组织化的重要力量。对数量庞大的农村民间组织进行科学化、规范化和专业化管理，既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面临的重要任务，也是我国民间组织管理中的一个难点。认真分析农村民间组织管理中存在和面临的各种困境，对于探索农村民间组织管理创新的有效途径，提高农村民间组织的管理水平，促进农村民间组织的健康发展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在农村民间组织的管理实践中，存在或面临着诸如矛盾冲突、无所适从、混乱无序甚至失范等二难处境，我们称之为农村民间组织管理中的困境。在当前的农村民间组织管理中，主要有以下六大困境。 　　 　　一、认识困境 　　 　　农村民间组织的“爆发式增长”是改革开放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现象，作为农村社会结构变迁中的新生事物，大量农村民间组织的“突然光临”给理论界、政界和实务界以“始料未及”之感，甚至有“手足无措”之嫌。农村民间组织的迅猛增长主要不是“人为设计”的成果，而是“自发秩序”的产物，“存在先于认识”必然导致存在与认识之间的不同步性即认识的相对滞后性。时至今日，政界和学界对农村民间组织的认识尚未完全统一，甚至不同的人之间存在着相互矛盾的认识即认识困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对农村民间组织的内涵缺乏明确的法律界定。1978年以来，随着我国民间组织类型的不断增加，民间组织的行政主管部门曾先后使用过三个概念来指称中国的公民社会，即“社会团体”(1978―1998年)、“民间组织”(1999―2006年)和“社会组织”(2007年以来)。2007年10月，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使用“社会组织”概念后，民政部随即在《2007年度社会组织统计数据》和《2007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报告》中以“社会组织”代替“民间组织”。目前，虽然我国制定和实施了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基金会等三类民间组织的管理法规，但尚未出台统一的“民间组织法”。尽管在分类管理的法规中对“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基金会”等三个下位概念有明确的法律界定，但对它们共同的上位概念“民间组织”没有统一的法律界定。由此产生了一种“尴尬”：民间组织管理者非常明确“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基金会”的内涵，但难以说清“民间组织”的内涵。这种“尴尬”在农村民间组织管理中更为突出：何谓“农村民间组织”?何谓“农村社会组织”?二者之间的联系和区别是什么?这些问题至今尚无权威、统一的法律界定。这个问题在学术界也没有得到完全解决，研究者同时使用“农村合作组织”、“农村民间组织”、“农村非政府组织”、“农村非营利组织”和“农村公民社会”等概念。由于农村民间组织的内涵不明确，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农村民间组织管理对象的模糊化。 　　二是对农村民间组织的定性不全面。在目前的行政管理中，肯定和强调农村民间组织的群众性、民间性和非营利性，有意无意地回避或忽视农村民间组织的非政府性。隐含在“淡化处理”背后的疑虑是：似乎一提“非政府性”就是“无政府主义”，就是“与政府无关”，就是“不需要政府”，就是“与政府对抗”，其实不然。根据现代社会结构的“三大部门”理论，在农村社会组织体系中，民间组织既不属于“第一部门”的政府组织，也不属于“第二部门”的市场组织(经济组织)，而属于“第三部门”的公民社会，其非政府性显而易见。即使按照十七大报告的最新提法，把“农村民间组织”改为“农村社会组织”，它也是区别于“农村政治组织”和“农村经济组织”的“农村非政治非市场组织”。其实，在中国的语境中，民间组织本来就是区别于“官方组织”的“非官方组织”，“非官方组织”不就是“非政府组织”?况且，农村民间组织与政府之间不是天生的对立关系，双方之间的关系性质和关系方向主要取决于政府的治理理念和管理策略。 　　三是对农村民间组织的作用评估不够辨证。客观地说，农村民间组织内部良莠不齐，也确实存在着“害群之马”。在现实生活中，农村民间组织既有正面的积极作用也有负面的消极作用，整体上是正功能大于和多于负功能。但在管理实践中，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