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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公示性公告文体理据及行文问题 　　摘 要：内容的确定性不是公告的文体属性，信息确定与否不构成公告和公示的本质区别，以公告发布公示信息有充足的文体理据，党政机关对外正式发布重要的公示事项应以公示性公告行文。公示不具备法定公文的特定效力和规范体式，不应越位侵袭公告的文体功能和行文领域，公示的“法定公文化”倾向应予以警惕。公示性公告的使用必须严守文体规范而不逾功能界限，党政机关内设机构不具备对外正式发文的权限，不应越位制发公示性公告。公示性公告与公示性通告、公示性通知都是合理可行的公文种类，各有其特定的功能定位和明确的文体边界，三者之间是相对独立而又彼此互补的共生关系。 　　关键词：公示；公告；文体理据 　　1 公示的“名分”问题及其“法定公文化”倾向 　　作为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等社会组织在一定范围内公开发布信息、征求意见、接受监督的知照性事务文书，公示这一文体的发文频次日渐繁多，所起作用日渐增强，使用范围日渐广泛，文体地位日渐提升。但是公示并不是法定行政公文，不在《党政机关公文处理工作条例》（下文简称“条例”）规定的公文文体之列，还不是“党政机关实施领导、履行职能、处理公务的具有特定效力和规范体式的文书”，还没有公告、通告等文体所具备的法定效力和特定格式。事实上，因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利”，一些公文学者希望在公文法规的制度层面上为公示正名，使其有与自身使用频度、文体地位相对应的“名分”。[1]这种“正名”的努力应该是出于公文处理科学化的考虑，但公示能否在未来的法定公文谱系中获得一席之地，还有待长期观察，且恐不乐观。 　　没有法定公文之“名”，也就不应有法定公文之“实”，公示不应以与15种法定公文“同等效力”的面貌出现在公文制发的规定性程序中，不应替代公告、通告等泛行文体在公文系统中的法定地位，不能越格以法定公文的姿态发布需要社会周知的行政事项，更不可能作为党政机关对外正式发布公示信息的首选文体。 　　值得警惕的是，公示在当下的政务文书处理实践中偏多过繁，有混乱无序之嫌，已经呈现出“法定公文化”的失序现象。有的单位拔高规格制发公示，以事务文书代替法定公文，挤占了公告的行文领域和功能区段，破坏了“条例”所构建的公文体系的稳定性。原因何在？一种流行的说法是：公示的法定文书“资质”应有而未有，问题在于“条例”在本时期的局限性，属于公文制度不健全；公示的用途特殊不可替代，公示终会有“名”有“实”，目前只能“先上车后补票”。这种观点缺乏理据，我们不赞成，因为用公告进行公示并非错误。 　　2 用公告进行公示的文体理据 　　反对用公告进行公示，第一个理由在于内容确定性方面。一般认为，公告所发布的内容具有确定性，是将已经决定的、不可变更的重要事项对外呈现，而公示所发布的内容不具有确定性，是尚未最终决定的事项，二者在内容定位上刚好抵触，进而，对内容有“确定性”规约的公告文体不能内嵌任何公示信息。这种论断否定公示性公告的合理性，公告不应涉及公示性内容。这值得商榷。 　　按照“条例”的规定，公告适用于“向国内外宣布重要事项或者法定事项”，这里并未包含对公告文体“确定性”的明确限定，没有规定公告传播的内容一定是凝固不变的。[2]它所宣布的“重要事项”并非仅仅是静态的终结性的名单或统计结果，也可以指动态的过程性的措施或人事安排，因为二者都是行政管理方面的重要信息，都属于党政机关的行政事项，都在公告的合理发布范围之中。可以说，凝固不变的数据表单是重要事?，持续推进的施政行为也可以是重要事项，不能毫无理据地把后者排除在公告的文体功能之外。举例说，海关总署增列海关监管方式代码，财政部实施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政策，国家知识产权局开通中美优先权文件电子交换服务，以及文化部办公厅公示第十七届群星奖获奖作品名单……这些都属于国家行政机关开展特定的行政活动，在事项的性质上没有什么不同。既然前三者能够分别以公告的形式制发（即《海关总署关于增列海关监管方式代码的公告》《财政部关于实施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政策的公告》《国家知识产权局关于开通中美优先权文件电子交换服务的公告》），那么文化部办公厅以公告的方式来公示获奖名单（即《文化部办公厅关于公示第十七届群星奖获奖作品名单的公告》），也自然合法依规，无可厚非。[3]虽然公示性公告所承载的公示信息在发布后还需依照反馈意见进行适当的调整，但此类公告只是针对公示阶段的事项而非针对公示结束后的结果进行传播，公示行为本身就已经作为行政事务在公告中被主动披露，并无不妥。可见，内容的确定性不是公告的文体属性，信息凝固与否不是公告和公示的本质区别。 　　否定公示性公告的第二个理由是，从文体风格而论，公告的文风庄重严肃、大气简明，具有公文体系内的“贵族”品格，彰显了权威性和公信力；相反，公示的风格平实具体、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