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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孙中山三民主义历史意义 　　摘要：鸦片战争后，面对着西方侵略和工业社会的挑战，中国社会原有的联系纽带：以“夷夏之防”为核心的民族观，以宗法血缘为基础的道德观，有着共同儒学信仰的官僚体制，已经不再适应了。中国必须进行再组织，才能在现代世界上争得一席生存之地。以什么作为新的纽带?一代代先进的中国人都在进行探索，但直到孙中山，才对这个问题作出了比较科学的回答，这就是三民主义。 　　关键词：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63(2006)05―0057-03 　　收稿日期：2006―06―17 　　作者简介：吴乃华(1951一)，湖南临湘人，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华文化教研部教授，历史学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思想史、民俗学、宗教与民间信仰。 　　 　　中国近代历次反侵略战争和改革，除了辛亥革命，几乎都以失败告终。其原因，与各派爱国民主力量的整合程度有很大关系。而辛亥革命能够取得推翻清王朝，结束封建帝制的伟大成就，离不开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凝聚各派爱国民主力量的作用。 　　 　　一、力量分散是失败的重要原因 　　 　　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为了挽救危亡，一代代仁人志士进行了前仆后继的斗争。但在辛亥革命前，这些斗争基本没有成功。 　　中国近代遇到了列强五次大规模侵略，即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从林则徐、冯子材、邓世昌到义和团，中国人民进行了不屈的抵抗，但这些斗争基本上都失败了，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国的主权丧失得越来越多，中国人民被套上了一条又一条枷锁，中华民族蒙受了越来越大的屈辱，中国社会面临着越来越深重的灾难。 　　辛亥革命前，中国进行了两次大的社会改革，一次是历时30余年的洋务运动，一次是震惊中外的戊戌变法。洋务运动期间，中国引进了洋枪洋炮，编练了新式军队，建立了现代化大机器装备的兵工厂、造船厂、纺织厂等等，派遣了留学生，设立了新式学堂，进行了大规模的近代化建设。戊戌变法期间，资产阶级维新派借助光绪皇帝颁布了一系列改革诏书，进行了以“变政”为核心的政治改革，即以君主立宪制取代君主专制。但是，这些改革都没有达到独立富强的愿望。 　　近代历史上，中国人民进行了四次大的农民起义，即天地会起义、太平天国起义、捻军起义、义和团起义。这些起义的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参与的人数之多，取得的成果之辉煌，都是中国历史上所罕见。然而，尽管它们沉重地打击了封建政权的统治和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企图，但却没有改变中国农民的悲惨命运，也没有挽救中国向半殖民地深渊的沉沦。 　　造成中国近代反侵略和改革失败的重要原因是爱国和改革势力内部的不团结。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人民大众与封建主义的矛盾，被压迫民族与满清统治者的矛盾。反帝、反满、反君主专制、反封建土地制度、发展近代经济的口号和任务由此而起。然而，主张爱国和改革的各个派别在斗争过程中却往往观点歧异，力量分散甚至相互对抗。 　　就反帝而论，地主阶级保守派、地主阶级改革派、资产阶级维新派和义和团起义农民都主张反帝爱国，但有的要驱洋灭洋，盲目排外，有的要以“西学”扶助“中体”，有的要以夷为师，变更政体，进行商战，各派因为目的相异手段相左而彼此敌视；太平天国偏狭的宗教观，使他们认西方侵略者为“洋兄弟”，没有举起反侵略旗帜，使很多本来可以投入起义队伍的人望而却步。就反满而论，天地会和太平天国都主张反满，但一个要恢复大明，一个要建立天朝，因为目的不同而往往互不相谋甚至彼此抵牾。发展近代经济本来是太平天国起义农民、地主阶级改革派和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共同愿望，但对君主专制体制或推翻或支持或改良的不同态度，却使他们彼此为敌或者同床异梦，以致干扰、削弱甚至阻碍了近代经济的发展。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太平天国和湘军淮军都掌握了相当数量的洋枪洋炮，有较强的战斗力，若能联合抵御英法联军，或许不致导致火烧圆明园、割让大片领土、签订不平等条约的惨剧，但太平天国与湘淮军之间的拼死争斗，却大大削弱了中华民族抵御侵略的整体力量。资产阶级维新派发动的戊戌变法虽以反对瓜分、实行民主相号召，但他们没有触动最敏感的土地问题，没有同当时风起云涌的反洋教斗争结合，只注意在上层统治者及部分知识分子中活动，因而未能得到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广大农民及社会中下层的支持，没有足够的力量抵御顽固派的反扑。 　　在反帝反封建发展近代经济的问题上，共同利益本来应该大于利害冲突，革命对象的强大本来应该导致革命力量的联合，但由于缺乏使不同派别协调行动的理论和各派都能接受的共同目标，由不同思想所体现的不同阶级阶层的利益便难以协调：鼓吹反满者往往不反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