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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高职精神在当下中国具体形态及培育措施 　　摘 要:历史及现状决定了“高职精神”在当下中国的缺失。分析“高职精神”的具体形态及培育措施,有利于高职教育向更为光明的方向前进。 　　关键词:高职精神 历史 现状 培育措施 　　中图分类号:G7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1875(2007)06-009-03 　　 　　笔者在之前的一篇文章《试论“高职精神”》中提过,“高职精神”指高等职业技术学院特有的,能集中反映其全体师生的精神风貌,能反映其所在院校的历史渊源及发展方向,代表着高职院校的价值取向和办学理念的非物化的一种力量。相对于“大学精神”而言,它更具务实性、时效性,更能反映行业特色,更为接近市场。笔者之前的文章侧重于对高职精神形而上的探讨,本文在此意欲抛却其抽象层面的意义,具体讨论其在当下中国的具体形态;并以工作单位广东新安职业技术学院为例,试分析其具体的培育措施。在分析现状之前,让我们先回顾一下规范的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在现当代的产生和发展史。 　　 　　一、迷失于历史的长河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国家工业化进程中新技术革命和生产社会化程度逐步提高,社会对高素质劳动者的需求日益增大。高等职业教育应运而生。二战之后,美国的社区学院因确立了以职业技术学院与培训为主要职能,得到了迅猛发展;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及70年代先后发展了高等职业教育的本科学制和研究生学制。德国在20世纪60年代发展了以高等职业教育为特色的高等专科学校,70年代又创建了校企联办的双元制职业学院;英国在1966年签发了题为《关于多科技术学院与其他学院的计划》的白皮书,使以高等职业教育为特色的多科技术学院成为与大学具有同等地位的院校。日本的短期大学起步于二战后,高等专门学校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两者都定位于发展高等职业教育,都在70年代后取得了长足发展。[1] 　　综观发达国家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史,我们发现,发达国家的高等职业教育在最初阶段只是被动地应付技术革命对高素质劳力的需求,在后来的发展中才逐渐摸索出一条有别于普通高等教育的特色之路。也正是因为后来所拥有并坚持的以市场为定位的特色,高等职业教育才得以生存下来,并且发展壮大。若非如此,它早已被淹没在普通高等教育的大潮中,并因为自身较晚的起步和薄弱的基础而惨遭淘汰。在西方,“高职精神”由此获得了其形成和发展的内在逻辑性。 　　在近现代的中国,真正的高等职业教育机构并未形成,但初步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的高等职业教育思想。著名的教育家、实业家张謇建构了完整的职业教育系统,为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著名的民主主义教育家黄炎培毕生从事职业教育,深刻揭示了职业教育的社会本质;新中国的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在各种政治浪潮中起起落落,前30年发展缓慢,存在严重的学术化倾向,其实是普通本科教育的压缩;其在文革中更受到了毁灭性的破坏;20世纪80年代,比较完善的高等职业教育体系开始出现。高等职业技术师范院校、短期职业大学、技术专科学校蓬勃发展;1996年,我国《职业教育法》正式颁布实施,明文规定:“职业技术教育分为初等、中等、高等职业学校教育。”1997年,诞生了我国第一所独立设置的职业技术学院――邢台职业技术学院;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在法律上确认了高等职业学校属于高等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1999年,高职教育充当主力,承担起中国高等教育扩张的主要担子。[2] 　　在中国,正规的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系统出现较晚,并且主要是迫于外在的经济压力或政治需要而产生和发展的,缺乏自身发展的内在驱动力;80年代规模大发展时期,高职院校主要是高考落榜生的去处;90年代末高等教育扩招使大批刚上线的质量平平的学生涌入了高职院校;这种最初的定位使高职业教育在中国国人的眼中地位甚低,应合了中国自古以来的“士大夫”风气,重学术,轻技艺。况且,量的发展并没有在短期内导致质的飞跃,这更使一部分人质疑高职教育的存在意义及发展前景。总而言之,在目前的中国,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依然停留在为普通高等教育减轻压力的阶段,普遍未能形成以市场为定位的真正的职业教育的特色。因而,“高职精神”的存在更无从谈起。 　　 　　二、困惑于现状的尴尬 　　 　　当下中国其实正处在一个高等教育即将步入大众化的阶段。按照马丁?特罗的理论, 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致15%时,这个国家或地区就已进入高等教育大众化时期。但这个标准的由来只是因为,按照他的计算,一般来说,当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这个数字时,量变会引起质变,包括教育观念的改变,教育功能的扩大,入学条件、管理方式以及高等教育与社会的关系一系列的变化。高等教育会从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的方向转变,教育的公平化得到较大的体现。[3]我们必须看到的是,在目前